一、案情介绍
1996年9月，上海L厂向澳洲R公司出口一批全棉浴巾，但L厂本身并不具备外贸经营权，于是双方找到有外贸经营权的上海A公司要求合作，约定由A公司代理出口该批货物。11月初， 澳洲R公司与上海A公司签定了进出口合同。合同上写明卖方为上海A公司，买方为澳洲R公司;装运期为96年11月;付款方式为船运后60天电汇，质量以R公司代表在工厂验货为准。货到后，R公司认为，货物存在质量问题，造成其经济上的损失，故拒不付款，并要求A公司予以赔偿;A公司则认为质量问题与己无关，是由R公司代表在工厂验货，应由厂方与R公司解决，坚持要求R公司依约付款。1997年6月3日由中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总公司澳大利亚有限公司对货物进行了检验，认为的确存在质量问题，R公司遂向A公司寄发检验报告，并以防止进一步损失为由低价处理了该批货物。随后向A公司提出索赔。1998年2月，R公司向中国 国际贸易 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提请仲裁，8月，仲裁庭开庭对本案进行审理，A公司从这笔业务中非但没有得到任何货款，还为此成为被申请人的位置，面临R公司经济赔偿的要求。
二、理论分析
我国的外贸代理制自从1991年国家外经贸部《关于对外贸易代理制的暂行规定》以及1994年5月12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开始起走上法规制道路的。外贸代理制中的代理，不同于《民法通则》中的代理，其真正意义是指：有外贸经营权的公司、企业，根据无外贸经营权的公司、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的委托，以自己的名义办理进出口业务的一种法律制度。它的产生是以我国外贸经营权的审批制为基础的。在目前情况下，代理关系并非完全出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代理人也仅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订立进出口合同。外贸代理制在一定阶段中，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外贸事业的发展，但在外贸企业业务经营过程中，由于经办人对法律知识的不熟悉，以及某些企业创指标、完成任务的思想作祟，问题频频发生，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不签定委托协议，仅凭订货单办事;
2)代理人超越授权范围，越权代理;
3)签订外贸合同在先，而委托协议在后;
4)代理协议与合同条款内容不一致，责任归属不清楚;
5)表面为外贸代理，实际是出口合同。
[案例分析]
本文所述的案例，即是第五种的典型表现。A公司盲目信任作为生产厂家的L厂和外方买主的R公司，非但没有与L厂订立委托协议，同时也根本没有注意到自身作为进出口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导致其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问题时，未获任何利益，却担负了全部的责任。即使在仲裁中胜诉，其为此付出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代价也是巨大而不可弥补的。教训不可不谓深重。
在东南亚诸国货币纷纷贬值的今天，出口竞争力的增强显得尤为重要。当然，这还涉及到国家的外汇政策，如何在保护国家整体利益的基础上给予企业更大的活力，还需认真思考。其次，走工贸结合的路子。有丰富的进出口业务经营经验和广阔的进出口渠道和市场的外贸公司与生产能力强、产品有特色、有质量的厂家组建联合实体。集两家之长，避两家之短，切忌“拉郎配”，生拉硬凑，反而会搞砸两家企业。
在法律方面，应制定一部更为完善的新的民法典，以对外贸易代理的修改完善作为出发点，修改《民法通则》中关于代理概念的严格限制，摒弃显名主义标准，对代理概念作广义解释;
第二，在即将出台的《统一合同法》层面，可对委托合同，行纪合同作出符合新代理概念的修改和完善;
第三，适当时可制定《商事代理法》，对商事代理的具体内容予以规范。这样几个层次结合起来，就可基本构成一个自上而下完整的民事代理法律制度，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外贸代理制也就有了充分的法律保障，《民法通则》和《暂行规定》、《对外贸易法》的矛盾也就可以得到解决。
以上几点仅为笔者之愚见，随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立法的完善，外贸代理制必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在理论认识上不断提高，种种的问题和不规范行为也会得到逐步的纠正和克服。外贸代理制必将会因其在外贸经营中的独特优势和功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并得到自觉地施行和广泛的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