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吧 中国制造

“世界工厂”何去何从，已到关键时刻

　　刚刚结束的奥运会不仅是体育界的盛事，也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成绩的最好肯定。16天狂欢之后，生活回到常态，我们面对的是严峻的经济形势。

　　三个问题导致了严重的局面。

　　首先是房地产业的危机。政府卖地和银行宽松的信贷政策被认为是房价高涨的主要原因，而国际热钱和国内炒家借此机会把泡沫推到了顶点，现在，随着境外资金撤出，房价已高处不胜寒，行业面临衰退。

　　世界经济因为美国的次贷危机而陷入低潮。世界上最大的三个经济体：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需求不振，中国出口制造业的外贸订单随之减少。尽管中国的出口在2008年仍在增长，但增幅已经大幅度下降。这预示着中国2009年可能面临更加困难的局面。

　　导致出口制造业困境的还有成本上升。这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原材料、能源和土地涨价、劳动力成本和环保成本增加，以及针对出口的税收优惠越来越少。低成本是“中国制造”在国际竞争中胜出的主要武器。20年来，正是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土地和能源，引导制造业从台湾、香港地区以及马来西亚等地转移到中国。现在中国正在丧失这一竞争优势。

　　我们的采访发现，制造业资本正在始寻找更加廉价的制造基地，而中国地方政府的官员一边忙着挽留辖区内的企业，一边筹划着转型。地方政府的努力是否有效，还有待观察。

　　和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10年才发展起来的房地产业相比，“中国制造”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还吸收了一亿左右的就业人口，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工。“中国制造”的前景关乎社会稳定和改革的未来。只有将“中国制造”留在中国，才能为进一步的改革和经济升级赢得时间。

　　有人认为，好时光已经永远过去了；有人认为，好时光总是一波一波的，去了还会再来。

　　在一片拥挤、楼层低矮的厂房前，郭先生忧心忡忡地谈到他利润越来越薄的生产线。天刚下过雨，但是只有负责精密组装的车间里开着空调，郭先生的办公楼非常闷热，而且连灯都关掉了。

　　缺电的情形在2008年的夏天再次变得严重起来。镇上来打了招呼，让工厂尽可能地节约能源。谈话进行了15分钟后，每个人都大汗淋漓，这无疑让访客对这家工厂所面临的困难有了更加深刻和直观的感受。

　　最后，郭先生抱歉地建议就在办公楼下的大门口谈话，因为那里可能会凉快些。他谈到的话题：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劳动合同法和全球范围内直线下降的笔记本电脑价格，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从长三角到珠三角，记者走访10年来蜚声世界的“中国制造”的基地，企业主、技术专家、政府官员和经济学者，都在谈论同样的话题，像刚刚经历过流行性感冒肆虐的地区一样，每个人都表现出类似的愁绪和对未来的茫然。

　　只有那些各不相同的怅然表情，才能给这些话题增加一些个人色彩。顺着郭先生的指点，放眼望去，一片本应是秀美的江南风光的土地上，能够看到的都是密密麻麻、和他背后类似的厂房；但郭先生本人看到的，是每个厂房里都有若干和他一样承受着重重压力的人。

　　这些厂房坐落在昆山淀山湖镇，距离上海青浦只有十几分钟的车程。这里的景象正是上海郊县和昆山各乡镇的缩影，也是“中国制造”的缩影。

　　最好的时候过去了

　　如果一家制造企业只有500名员工，厂房占地仅仅30亩，很难让人相信，它能够代表“中国制造”的规模。然而，全世界每四台笔记本电脑中，就有一台装有郭先生的产品——一种为笔记本电脑的CPU散热的装置。

　　叉车将原材料卸下卡车，进入车间，在那里，工人将铜管切割成长短粗细不一的材料开始，经过一系列加工，最终成型的铜管堆放在一起，郭先生示意可以感受一下这种产品的导热功能。只需捏起一根铜管，把它的一头浸在热水中，另一头在瞬息之间就感到了热水的温度。

　　制作散热模组的工艺的原理看上去如此简单，铜管是热的优良导体，能够极快地传导热量，可以让笔记本的核心元件 CPU高速运行而不用担心因为过热而损坏。50年前，这种工艺的原始形态只是应用于美国的航天科技上。卫星在太空中运行，面向太阳的一面温度可达摄氏300到500度，而背阴的一面温度会下降到摄氏零下100到200度；没有任何一种材料能够承受这样的温差。最终，NASA的专家决定用铜质材料将卫星包起来，使卫星的表面温度保持一致。最早的笔记本电脑在日本发明出来之后，这一技术方案被用来解决电脑元件的散热问题。

　　1998年，郭先生从美国返回台湾时，高速成长中的笔记本电脑行业欣欣向荣，台湾已经成了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制造基地。他进入一家从事传统五金制造的公司，开发出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散热方案，而当时充斥市场的都是美国和日本的散热方案。

　　这一年，一根20厘米长、直径3到4毫米的散热管价值10美元。在每台笔记本电脑售价5000到8000美元的时代，没有任何人觉得散热管的价格太高。

　　在一个一切都在成长的市场里，郭先生的成功故事也是最常见的。他和一位营销人员拿着自己发明的导热管，等在电脑制造厂门口，向下班出门的工厂负责人推销，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自己的产品可以战胜美国和日本的产品。当台湾的生产商最终接纳了郭先生的产品后，散热元件的价格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跌到了2美元。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科技改变我们生活的最活生生的例子。这种改变当然没有因为郭先生发明了自己的散热方案而停止。从那时候开始，10年之后，世界再次发生了变化。

　　在昆山的厂房里，产品的加工和检测都是在高温中进行，年轻的工人在呼呼作响的大电扇旁，用娴熟而机械的动作，不停地产出各种规格的铜管。在不远处装有空调的车间，进门必须换鞋或者穿上鞋套，显示出精细加工对环境的需求——在这里，铜管被加工成形状各异的散热模组。经过最后的质量检验，它们被装进印有DELL或者HP字样的纸箱。叉车再次出动，将它们装入集装箱。集卡将从淀山湖镇出发，开上高速公路，根据距离的远近，若干天后，昆山、厦门、印度、东欧和南美的客户，将依次接到从这里发出的散热模组。它们随后被装进笔记本电脑中。货船再次起航，轻巧便携的笔记本电脑被运往包括中国在内的电器卖场，进入我们的生活。

　　据说，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是在一台HP电脑上，写出《世界是平的》这本著名的讨论全球化的畅销书的。弗里德曼先生的HP电脑里，是否也有一块产自中国淀山湖镇的散热模组呢？

　　笔记本电脑改变世界的方式不在于催生少数了不起的思想成果，而是以庞大的数量改变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这些年来 ,《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庞帝致力于一项让每个孩子拥有一部笔记本电脑的计划OLPC(OneLaptopPer Child)。他联合英特尔、谷歌和AMD这些IT巨头，极力降低笔记本电脑和软件的价格，再通过慈善机构的采购，将这些笔记本电脑送到贫穷的和缺乏教育机会的孩子手上。尼洛葛庞帝将笔记本电脑看作随身可以携带的人类智慧，认为它们将改变穷孩子的人生，进而改变这个世界。在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里，数量和低成本无疑是改变世界的关键所在——这正是郭先生和“中国制造”最擅长的领域。

　　但到了2008年，擅长降低成本的郭先生觉得，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

　　中国制造的生存法则

　　郭先生想念一个模组价值10美元的黄金时代。好光景持续的时间不长，从2000年开始，到2002年结束，头尾不过3年时间。那时候郭先生的企业没有占到现在这么大的市场份额，但是净利润率在20%以上。

　　现在，25%的市场占有率并不能让他纾解愁眉。从2006年开始，各种各样的因素都在蚕食他的利润。最先是原材料涨价。国际市场上，铜的价格从5年前就开始上升。有人说这是中国的大宗采购引起的。事实上，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对铜的需求都在上升。无论是中国和印度，还是“金砖四国”里的俄罗斯和巴西，经济的快速增长对电力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铜是制造电缆的主要材料。

　　到2008年，铜价已经翻了一倍。作为制作电脑散热模组的主要材料，铜价已经占到了到产品售价的80%。尽管如此，郭先生没有因此向客户提出涨价的要求，恰恰相反，因为笔记本电脑的普及和价格迅速下降，散热模组的价格还在下滑。

　　从2006年人民币放弃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之后，进入了一个时快时慢的对美元升值的通道，至今对美元一共升值20%左右。对于以美元结算产品价格而以人民币结算生产成本的出口企业来说，以廉价著称的“中国制造”的终端产品几乎没有涨价的空间，所以升值就意味着利润下降。

　　另一个打击是政府取消了对出口加工企业的税收优惠，作为台资出口企业，郭先生的感受十分典型。他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率从两税合并之前的最低12%上升到了25%，而增值税退税率从原来的17%降到了13%。

　　与此同时，由于激烈的竞争，欧美市场上的“中国制造”，价格已经压到了可能范围内的最低。

　　10余年前，郭先生的第一个客户DELL请他设计散热模组时，设计费100万元新台币，今天他的客户不需要另行支付任何设计费用。作为全球出货量第二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商和郭先生最大的客户，DELL在亚洲、欧洲和南美洲都拥有自己的组装厂，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供货商向组装厂供货的时候，必须要自行负责物流和仓储。为此，郭先生必须在每一个 DELL组装厂旁边租赁仓库，储存自己的产品，供DELL提货所需。DELL由此保证了生产流程的零库存，巩固了自己的竞争力，而郭先生每个月需要支付200万元以上的仓储费用。

　　这种情形之所以会出现，唯一原因是市场已经供大于求。每个供货商都在想方设法降低成本，以获得欧美客户的青睐。廉价策略使得供货商们在和拥有终端产品品牌的客户谈判时，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这是一个糟糕的循环。

　　这个行业还没有糟糕到纺织业的地步：增值税退税已经成了许多出口纺织企业利润的全部来源。但盈利能力已经脆弱到企业对任何形式的成本增加都极度敏感。降低成本就是生存下去的唯一法则。

　　成本紧箍咒

　　中国看起来已经不是——至少不是唯一的——成本最低廉的世界工厂了，越南和印度都有兴趣来接中国的下一棒。当然，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企业还可以选择迁往内地。经常有来自安徽和江西的地方政府的招商人员客气地找上门来，游说的条件十分体贴，显然完全洞悉郭先生的需求：便宜的地价、税收优惠，甚至是更加宽松的环保和劳动环境。

　　有证据表明，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抱怨，但它们都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感。在生产有淡季和旺季之分的出口制造企业里，加班本来是旺季的常态。昆山的最低月工资是850元，旺季工人的加班费可以达到基本工资的60%，是他们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但《劳动合同法》规定，每个工人每月加班时间不能超过32个小时。这几乎完全打破了制造业原有的生产节奏。到底有多少家企业真正是按照这个规定来做的就大可怀疑了。企业和工人往往会达成一种默契，他们装作不知道有这种规定。当然，一旦工人觉得这种做法不妥而向劳动局举报，企业就面临着非常麻烦的局面。

　　这种麻烦同样也是属于地方政府的。这些政府了解企业的需求，也很难真正下定决心去处置普遍存在的非法加班现象，但也不可能罔顾法律和举报。他们最后采用的方法是不停地向上级请示，希望得到更高层政府的明确处理意见，相似请示一层层上移，处理复杂局面的压力也随之上移。这是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每个国家都要在劳工权益和企业活力之间做出平衡，在中国，这是最高级别的议题。

　　因为“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就是来自于低成本——包括廉价的土地、人民币、能源和劳动力。长期以来，向成本要利润已经成了出口制造企业的中心诉求。

　　企业成长和一个国家的发展一样，有路径依赖。

　　在廉价倾销的策略里，成本是永远的紧箍咒。制造业资本像穿上了有魔力的舞鞋，永远不能停止寻找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的脚步。

　　在台湾，郭先生的父亲，一位多年前从江西吉安到台湾去的老人是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的忠实观众。电视新闻里大陆经济欣欣向荣，每每惹动老人的思乡之情。但作为台商的郭先生，心情要比用乡愁过滤新闻的老父复杂得多。

　　10年前，为了降低成本，郭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念叨着“大陆”的字眼，从台北来到昆山；10年后，他的朋友和同行们见面时，嘴里念叨的热门词儿，已经从“大陆”变成“越南”了。

　　寻找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的过程，不是从今天、也不是从中国制造开始的。

　　寻找成本洼地

　　出租车从东莞市区驶往和深圳比邻的塘厦镇，高速公路覆盖着茂密的热带植物，而两旁除了闪过香蕉累累的果园，还有随处可见的厂房和职工宿舍。职工宿舍的阳台上晾晒着颜色和式样都相同的服装，告诉我们，这里正是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中心，是“台湾制造”和“香港制造”落户内地的第一站。

　　塘厦镇的一个角落里坐落着一家员工达到3000人的五金制造企业，在工厂的产品陈列间里，我们看到了和昆山的郭先生生产的一模一样的产品。这两家工厂相距数千公里，分属两个行业，规模迥异，昆山的电子工厂隶属于一家台湾上市公司，而东莞的五金工厂是一家家族企业。但这两家看上去八杆子打不到的工厂，其实都是台湾的吴家三兄弟创办的。

　　吴氏的家族企业起家于1970年代，最初只是一个制作小五金件的家庭作坊。战后日本经济起飞，纺织、五金这样的行业迅速在成本的挤压下逃离日本本土，涌入前殖民地台湾，台湾岛内的五金加工厂加班加点也来不及应付所有的订单，最终采取的办法和现在东莞的五金厂毫无二致，一些订单因此从大厂流入到小规模的家庭作坊。

　　在许多年时间里，流到吴家作坊里的单子是铝制品加工：为日本产的高档音响的铝制外壳做表面处理，兼做铝质的真空管散热器。

　　这些不起眼的外贸代工单子不仅养活了吴氏三兄弟的家庭，而且使他们的作坊变成了现代工厂，并且有机会在30年后的议论产业升级的大潮中，再次从家族所有的五金制造企业变身为主营IT产品的上市公司。

　　在事业起步之初，这种缺乏雄厚资金的家族企业的发展是缓慢的。直到1975年，作坊主吴老三才召集了兄弟加入，将家庭作坊扩展成一个雇员20多人的小工厂，在随后的20年里，这间工厂在规模最大的时期也只有300名员工。如果不是因为香港的客户要到大陆来设厂，并且邀请他们前来配套的话，吴家的工厂也许会一直留在台北，并且一直维持着这种规模。然而制造业全球转移的时代潮流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机会。

　　在东莞，出现在记者面前的副总经理，是吴氏家族年轻的第二代接班人。这个家族企业已经开始吸收下一代进入管理层，说明它至少度过了家族企业通常会碰到的扩张和继承的两大危机。

　　进入大陆的决定对大多数台资企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甚至生死攸关的。今天可以看到的一些制造业巨无霸，比如遍布各地的富士康企业，占地动辄数以千亩，职工人数以万计，但在10年前，它只是台北名不见经传的一间中型企业。和富士康相比，吴家在东莞的五金厂规模当然要小得多，但较之15年前在台北的时候，规模也已经扩大了10倍。

　　1990年代初的台湾还没有向大陆开放投资，许多台商必须透过在香港注册的公司才能完成投资。至今，许多台商投资的企业的工商注册信息上，仍然标注着港资的字样。吴氏的五金公司也不例外。这种变通的策略，一方面表现出华人企业家精明的生存智慧，另一方面也说明寻找成本洼地的资本转移是难以遏制的潮流，资本的意志不会因为人的意志或政府的意志就停步不前。

　　这种变通的痕迹在台商公司的选址上也可见一斑。最早进入大陆的台商工厂，大多位于和香港比邻的地区，深圳是最早的跳板，随后是东莞和广州地区。而当1998年吴氏旗下的上市企业需要在大陆投资一家专门生产笔记本电脑散热模块的工厂时，吴氏和客户的眼光都已经从东莞转移到了昆山。

　　1990年代末，IT产业兴起，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台湾成了全球的计算机制造基地，随后在更短的时间里，计算机制造商又像急着在夏天之前飞往北方的候鸟一样，坚决地从台湾转移到了大陆。昆山迅速集合了仁宝、广达、业达和宏碁这样全球最大的电脑生产商，作为产业链上的一环，吴氏新厂的厂址只能跟随大厂的脚步，落脚在昆山。

　　吴氏企业40年内兴起和迁徙的轨迹，就是制造资本两次全球转移的见证。

　　失败者各有原因，但成功的故事听上去总是非常雷同。珠三角和长三角无数民营企业家都像1970年代受益于制造业第一次全球转移的台湾吴氏兄弟一样，是从1990年代的制造业第二次全球转移的浪潮中挖到第一桶金的。

　　这样的故事，到今天还在发生。

　　刘氏作坊能否变为刘氏企业？

　　塘厦镇与深圳的龙岗区毗邻，老刘开着一辆浅绿色的富康车，送我去深圳。

　　老刘曾经以开出租车为生，现在的身份是一家五金加工作坊的合伙人。某种程度上，他仍然没有丢掉运输业这个老本行：在深圳和东莞的小镇街头，所谓的“黑车”比比皆是，老刘就是车主之一。

　　他指着吴先生的厂门解释说，自己只为熟悉的客户送人。他拍打着自己的方向盘说，这辆富康是他刚刚买来的二手车，花了3万元钱。他以前开的是一辆奥拓微型车。

　　老刘熟悉的客户中有好几家五金厂。但他和这些五金厂合作可并不仅限于的“指定用车”，他还承接那里流出来的订单。在他的加工作坊里，四个工人和两个学徒两班倒地工作，从事一种线切割的工艺。

　　这些来自海外的订单本来的目的地，是在东莞各乡镇的五金厂，但和30多年前的台湾一样，这些五金厂的产能，不足以完成全部的订单任务，只能再次将订单外包到老刘的作坊。

　　听了吴氏家族的发迹史，也许不由得要对老刘另眼相看：只要假以机会和时日，谁知道这位黑车司机不会变成刘氏家族企业的第一代创业者呢？

　　老刘的作坊是和两个朋友一起投资的。他们购进了两台台湾生产的线切割机，每台价值68万元。对老刘来说，这是一笔大投资，但是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任何风险存在。他的作坊夜以继日地工作，从来不缺订单，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有16万元的毛收入，而平均每月毛收入也有12万元。

　　成本包括辅料、工人工资和折旧占到毛利的一半，理论上老刘每个月可以坐收2万元的纯收入。但实际上，他拿不到这么多，其中的诀窍，他从车窗里伸出一只胳膊，指向接到两边掠过的比比皆是的挂着“线切割”招牌的作坊，说，竞争很激烈，要接到订单，必须给五金厂的负责人回扣。

　　回扣的内容包括现金、吃饭、卡拉OK和桑拿。扣除这一部分的开销，老刘最终能从作坊中拿到的利润大概是1万元左右。

　　如果老刘想把作坊变成家族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需要充足的订单，人工、房租甚至电费都不能涨价，他还必须克制个人消费，才有可能逐渐积累起扩大规模所需要的资金。另外，作为一家抗风险能力很弱的小作坊，资金周转的速度至关重要。他手头要有足够的流动资金来应付各种开销，才能维持小作坊的生产能力——这是刘家作坊成为刘氏企业的关键所在。

　　很难判断老刘是否具有一个企业家所必需的开拓精神。总的来说，如果不是有些客户拖欠他的加工费的话，他对现状会相当满意。他花了很多时间探讨国家政策能不能惩治这种拖欠行为。有些欠款一年前就应该付给他，但拖欠至今，最大的一笔已经累积到了50万元之多。对方是东莞最大的五金企业之一，本来是老刘最重要的客户，但现在老刘尽量避免接这一家的单子。

　　和30多年前台湾的吴氏作坊相比，东莞的刘氏作坊似乎面临着困难得多的局面。也许大多数五金厂并不是有意要拖欠老刘的加工费，2008年以来，由于美国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许多海外客户延长了付款周期，刘氏作坊上游的五金厂也陷入了资金周转不灵的困境。

　　在淀山湖镇，一家为电脑制造塑料外壳的企业最近倒闭了，原因是下游的客户付款周期拉得越来越长，导致企业资金运转不灵，资金链断裂。这让老刘的企业家前景黯淡了许多。

　　在旺季，郭先生管理的昆山工厂一个月要生产出价值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产品。可惜并非每天都是旺季。有些时候，接单子其实意味着亏损——但他们不得不接下这些单子，以维持市场占有率。他们希望能够撑下去，度过严酷的冬天——到那个时候，很多人就会退出惨淡的竞争。

　　这和动物世界的规则并没有两样：当春天来临的时候，羸弱的成员都已经死去，生存下来的将变得更加强壮，并且获得了繁衍生息的机会。

　　和动物世界不同的是，想要生存下来的企业不能被动地等待命运的判决，它们必须寻找新的增长点，以便在竞争中获胜。这一点是刘氏作坊致命的短板。

　　走，还是不走？

　　当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可能再次从中国移出的历史关头，从作坊起家的中国企业家中，有人像幸运的吴氏企业一样，已经部分完成了升级，但大多数还在苦苦支撑，寻找转型的可能。

　　2008年俨然成了制造业的寒冬。为了躲避寒冷，台商的做法各不相同。

　　出走看上去是最简单的选项。郭先生和吴先生的一些朋友已经选择了出走，典型的方式是关掉厂子，遣散工人。少数人选择了一走了之，抛下厂房和债务复杂的烂摊子。

　　粗略估计，珠三角和长三角各有100万台籍人士，在大陆工作的台籍人士共有300万之多，大多数从事出口加工或贸易。在这个同乡和同业关系组成的人际网络里，不仅容易形成共同的话题，而且容易形成共识。昆山的郭先生和东莞的吴先生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其他几百万人也一样。

　　郭先生不打算走，反而在追加投资。他刚刚在工厂附近买下了一块70多亩的地，打算扩建厂房。新厂房的面积将是老厂房的两倍。产品的利润率越压越低的情况下，维持收益的唯一秘诀是增加产能，薄利多销。

　　当然，这样逆势操作对他的资金链将是严峻的考验。而且，钱不是唯一的问题。昆山的地价在两三年以前还不到9万元一亩，现在已经涨到了20多万，但并不是有钱就能买到地。地方政府希望引进的是世界500强，或者成长性好的高科技企业。捡到篮里就是菜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无论是在长三角还是在珠三角，希望进驻或者扩大产能的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已经感到地方政府的热情在下降，壁垒在增多。行政之手正在按照自己的标准，挑选产业和厂家，试图避开新一轮制造业全球转移可能造成的产业空心化的风险。

　　郭先生最大的客户在询问他有没有兴趣到印度去开厂，DELL在那里也有一家组装厂。但更多的电脑生产商仍然集中在昆山，因此，尽管土地越来越贵，招不到工人和缺电的情形也时有发生，但继续留在这里看上去仍是唯一的选择。

　　从头来过并不简单。全球最大的PC制造商仁宝将在越南投资5000万美元，生产电脑，这是台商圈子里听到的最大的一笔投资。但郭先生这样的中型配套企业，并没有做好离开大陆的准备。他们对越南的劳动力供应、基础设施、政府效能和语言隔阂，都抱有重重疑虑。到内地去？便宜的低价、人工和宽松的政策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呢？两三年以后，那里难道不会重复长三角和珠三角今天的故事吗？

　　谁又能知道呢。-

　　出口基地：观望中突围

　　一个全部人口不过50万的小镇，却拥有130家酒店，每天可以容纳1.5万人入住，其中有4家五星级酒店、8 家四星级酒店和10家三星级酒店，几乎全部都是私人投资建造的——这些，是厚街镇为产业升级已经押下的筹码。

　　撰稿·汪伟(记者)

　　在从东莞市区开往厚街镇的出租车上，天已经晚了，我正打电话预订晚上住宿的酒店，司机笑了起来。

　　“你根本不用预订”，他怀着一种当地人特有的热情说，“厚街到处都是酒店。”

　　此言不虚。厚街镇距离东莞市区车程不到半个小时，汽车在雨后的阑珊灯光中沿着公路而不是街道驶入厚街，公路两旁都随处可以看到酒店的招牌。一掠而过的印象中，这些高层的酒店建筑似乎不应该出现在一个乡镇上，更何况数量是如此之多，而且宽阔的大堂里尽悬挂着些大型的、装饰气息十足的气派吊灯。

　　尽管出租车司机主要在东莞市区营业，但大概不是头一回遇见对厚街镇上的酒店数量感到惊讶的客人，他把车停在选定的酒店门口，找零的时候不忘记用得意的口吻说，“厚街的酒店全世界都有名。”

　　是吗？2008年的夏天，在广州，一位经济学家花了半个多小时介绍这个东莞近旁的乡镇，然而几乎没有主动提到这里的酒店。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里应该是酒店业密集之地。实际上，这里通常被称作“家具之都”，还有人称它是“亚洲鞋业之都”：这些中国特色的修辞里仅仅包含着一个珠三角和长三角都屡见不鲜的出口加工基地——厚街似乎仅仅因为发展最早和规模较大而著称。　　

　　遍地酒店的乡镇

　　厚街为什么被称作“家具之都”和“亚洲鞋业之都”，是异常直观的。沿着广东省256省道，家具市场、木材市场和鞋料市场林立栉比，从公路旁一直绵延到远处的小山脚下。这些生产要素的集中意味着生产家具和皮鞋的流水线距此不远。

　　这是个杂乱而又生气勃勃的地方。不计那些一二十个工人和几台就设备组成的小作坊，厚街全镇有规模以上家具厂4 00多家——数字不会有太大的吸引力，但很难有人不对他们在厚街看到的一切感到惊叹。一条望不到头的家具大道里卖的东西无所不包，这里找得到做家具所需要的一切，从原料到成品到加工家具的机器，厂房一间接着一间，总共有5公里长。

　　看过了家具大道，僵硬的数字就变得有说服力了：厚街的家具厂里就业的人口据说超过了10万人；厚街出口的家具数量，占到中国出口总数的20%。

　　但在今天，家具大道远远不是厚街的全部。如果你要到坐落在一座小山之上的厚街镇政府去，就会立刻被与镇政府一街之隔的那个巨大的院落吸引住。建筑外墙统统涂成灰白色的院子里，不但有30层高的主建筑，还有漂亮的草地和宽阔的进门甬道。有人会告诉你，这是喜来登酒店。

　　尽管坐落在一个乡镇而非大城市，喜来登仍然不失其高档，尤其是它与庞大的镇政府建筑群比邻而居的时候，一种强烈的象征气息油然而生：在这个距离广州和深圳差不多都是一个小时车程的南方小镇上，繁荣的酒店业并不是市场水到渠成的选择的结果，它更有可能是地方政府选择和支持的结果，因此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速度和规模。

　　厚街镇政府并不否认他们对酒店业的青睐和支持，但是强调说，他们的政策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

　　“我们甚至考虑过要干预”，一位政府官员解释说，镇政府曾经觉得应该控制酒店的数量——几年前，这里掀起了一股建酒店的热潮，政府担心酒店的数量很快会供过于求，大量投资将因为酒店无人入住而发生亏损。

　　最终政府改变了态度，并且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会：和家具和鞋类制造业相比，酒店业似乎是属于明天的产业。

　　现在厚街共有130家酒店，每天可以容纳1.5万人入住。其中4家五星级酒店、8家四星级酒店和10家三星级酒店，几乎全部都是私人投资建造的——要知道厚街只是一个全部人口不过50万的小镇，酒店因此只能一间接一间集中在一条省级公路的两旁；在内地很多地方，这样的公路两边都是供跑长途的卡车司机落脚的“鸡毛店”。

　　陌生的旅行者置身于漂亮但是空空荡荡的大堂，都难免想问同一个问题：酒店的入住率如何？这完全像是一个谜。

　　昨天的产业

　　在过去20年里，让厚街“全世界都有名”的并不是酒店数量，而是因为家具和廉价皮鞋。这些家具和皮鞋远销欧美，为当地人带来了可观的地租和房租，政府财政也从中获益甚多。但近年来，这些家具厂和皮鞋厂一直让人不太放心——20 06年开始，像珠三角其他地方一样，厚街的皮鞋厂和家具厂也遭遇了民工荒。有些工厂因为请不到工人而倒闭了。

　　经济学家一直津津乐道于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廉价劳动力看成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秘密所在，这种增长的脆弱在2006年终于显露无遗。为了同成千上万的同类企业竞争，获得欧美客户的订单，厚街的皮鞋厂和家具厂的极力压低成本以保持价格竞争力，企业的利润因此低到再也无力为工人加薪。

　　扣除货币贬值因素，在过去的20年里，珠三角的工人工资不仅没有上涨，反而一直呈下降趋势，不仅如此，地方政府在招商大战中不得不尽力压低土地价格，而能源价格则因为中央政府的干预而低于国际价格。这一切，包括低水平的环境保护和人民币汇率，才使得厚街制造的皮鞋和家具价格低廉，行销海外。

　　但低成本的时代正在终结。原材料、人工涨价和人民币升值引起的中小企业倒闭潮也波及到了厚街。制鞋业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李涛的亚洲鞋业协会的办公室在厚街一个鞋料市场的7楼，他公布的数字说，珠三角共有五六千家鞋企，倒闭的有上千家之多。厚街镇政府一位官员听到这个数字后补充说，和制鞋业相比，其他行业受到的冲击较小，厚街的投资仍在增长。

　　面对一时大热的“迁厂”议论，厚街镇政府的大小官员怀着忧心忡忡的心情，拜访了许多当地的工厂。大多数人并没有真的打算从厚街迁到内地或者越南去，这一点让他们稍感安慰，但随着利润越来越薄，这些企业还能支持多久，就没有人知道了。

　　走薄利多销路线的出口企业面临着三种选择：涨价、关门或者寻找新的机会。这让敏感的政府闻到了危险的气息。官员们感到未雨绸缪的必要，他们请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李江帆为厚街做规划，后者在厚街做了一番调查后说，用两句话就可以形容厚街，一句是“劳动密集型”，另一句是“低级城市化”。

　　得益于地理位置，东莞是1980年代最早的一批出口加工业基地之一，而厚街镇的港资加工厂，即使是在东莞地区，也算是落户最早的。这些延续了1950年代香港制造模式的加工厂，共同的特点是规模小，厂址分散。在工业园区的概念没有形成的时候，厚街下辖的22个村和一个居委会，村长们都想尽办法要把地租给香港人开厂。这种“村村冒烟”的工业分布形态被李江帆形象地称作“麻雀战”。

　　劳动密集型不言而喻，套用流行的“微笑曲线”理论，制造业的前端研发和后端的服务与营销附加值较高，但都是在远离厚街的欧美和港台地区完成，留给厚街的是川流不息的流水线和大量外来人口。

　　厚街的户籍人口不足10万，而外来人口有40万之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每天早上进入厚街的厂房，傍晚时分钻进狭小的出租屋。他们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不停地在流水线上重复同一个动作，每个月挣来的工资大部分寄往老家，还有一部分流入了厚街房东的口袋。

　　厚街仅仅扮演了一个“地主”和“包租公”的角色。一手是工厂带来的地租，一手是外来工带来的房租，厚街本地的农民得以洗脚上岸。1980年代他们还在工厂里上班，但是许多年来，没有自己开厂的农民俨然成了一个不小的包租阶层。然而也仅此而已。在李江帆看来，他们虽然不是农民，但更加不是市民。他们生活在水泥路和下水道齐全的楼房里，不远处就是彻夜不灭的路灯，镇上有喜来登和星巴克，但是总面积126.15平方公里的厚街，根本算不上一个有秩序的城市。

　　厚街的麻烦不是厚街独有的。随着原料、能源、劳动力涨价和人民币升值，以及环保成本的上升，为中国发展贡献巨大的“三来一补”模式，颓势已经十分明显。作为“中国制造”毫无争议的符号，厚街所在的东莞地区似乎整个陷入了对未来的担忧之中。

　　东莞突围

　　2006年东莞提出要进行社会、经济“双转型”。2008年汪洋出任广东省委书记，也提出珠三角要转型。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林江解释说，这句口号的根本是要升级东莞的产业。分散在各乡镇的制造业雇用大量劳动力，消耗了大量能源，制造污染，但面临成本上升的大环境，抗风险能力差，利税贡献也并不大。

　　“腾笼换鸟”和“微笑曲线”这两个词经常能从广东的企业家、政府官员和经济学者嘴里听到。“腾笼”的意思是要把低端制造业从珠三角迁出去，让出来的空间可以“换鸟”：吸引主要进行研发、服务和品牌营销的企业活动进驻。这就是所谓“向微笑曲线两段扩张”。

　　高科技、世界500强和服务业成了出口基地政府的新宠。现在厚街现在也许有一个对照物。开车从东莞市区向东北方向，走不多远就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人工湖，看惯了厂房、职工宿舍和出租房的人，看到青山绿水间坐落的颜色淡雅的楼群，仿佛走进了大城市郊区的别墅社区。这个叫做松山湖的地方是东莞的高新技术园区，试图发展高科技和创意产业。这种和东莞原有产业结构相去甚远的规划，被看作是东莞突围的一个尝试。

　　广东省政府的规划中，明确表示要把广州发展成为金融业中心和总部基地。

　　这种行政意志迅速在一个垂直的系统中被反复强调，直到行政机构的最末端。厚街也在筹划转型，政府希望首先把分散的制造业集中到工业园区去，甚至鼓励厚街的民营企业到外地投资，把制造业基地转移到中西部或者国外，而把总部留在厚街。

　　林江坦承，这是有困难的。

　　尽管省政府的要求得到了最高音量的附和，但地方政府的转型意愿并不都是那么强烈。即使在东莞，也不是每个乡镇都像厚街那样，每一寸土地都见缝插针地建起了厂房。对很多地方政府来说，招商引资仍然是艰巨的任务，要他们人为地抬高地价，或者以产业升级为由，拒绝一些希望前来投资建厂的低端制造业厂商，是很肉痛的事情。

　　与20年前相比，中国利用外资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包括劳动政策和人民币升值这种全国性因素，也包括珠三角和长三角地方政府新的产业规划。根据商务部的数据，今年外资投资的增长势头明显减缓。林江认为，各级政府都应该考虑两个问题：中国的外资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招商引资的政策要不要继续下去？

　　包括松山湖这样的高科技产业园区在内，东莞今年的招商计划并不顺利。东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外资投资总额同比仍在增长，但项目数却在下降。2007年前四个月东莞共签订了267宗外资项目，今年这个数字下降到214宗，这已经是该指标连续第三个月下降了。

　　这给试图转型的政府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林江说，基层政府官员的意愿和能力将决定雄心勃勃的转型计划能否实现。但目前，大多数市、镇、区政府仍在“谨慎观望”。

　　地方政府对转型存有抵触情绪似乎是可以理解的。“既然教育、交通和公共事业都是乡镇自己出钱筹办”，李江帆说，“上级政府又有什么权力要求乡镇这样那样呢？”

　　一般来说，地方政府更加重视大型企业，但是在东莞，中小型企业也能够从政府那里获得最大的便利和必要的支持。厚街镇政府专门设立了一个民营经济办公室，招聘了9名有大学学历的员工，他们的职责是专门为中小企业办理各种证件。如果你想在厚街办厂，一位官员介绍说，3天就可以拿到全部手续。

　　有人说珠三角是中国中小型企业生存环境最好的区域——但这个荣誉的重要性似乎在下降。

　　一位谨慎的台湾商人说，他“看不懂”这种产业政策。他的产品需要一些特殊规格的配件，但是台湾供应商因为规模不大，无法进入东莞。这使得“行业整合无法进行”。

　　根据台湾的经验，很多技术革新是小厂做出来的，这使得上游厂商能够不断更换技术更好的供应商，以降低产品成本，使得产业链能够不断整合，以保持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

　　他认为，官员急于转型，但并不真正了解“高科技企业”与传统产业、大企业与小企业的关系，因此机械地拒绝传统产业和小企业，不知道高科技企业和大企业要保持活力，需要后者的配合。

　　是时候来揭开厚街的酒店之谜了。

　　关于入住率的问题，酒店回答说，如果是会展期间，这里一房难求。

　　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多谜一样的奇迹，厚街就是兼具谜题与奇迹的中国经济的最好代表。1980年代，这里只有一些粗放的港资加工厂，1990年代，这里成为举足轻重的家具出口基地，并且水到渠成地每年举办两次家具展。在行政之手的巧妙引导之下，展会本身从家具业里独立出来，变成了厚街的支柱产业，而酒店不过是展会商业辐射的一部分。

　　在李江帆看来，这就是产业升级最活生生的例子。作为中山大学第三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李江帆深感转型的困难，但也深感转型的必要——根据他的经验，政府在转型的过程中能够而且应该发挥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他担心的是政府有时候会过于自信了。-

　　两难：“控通胀”还是“保增长”？

　　虽然要保持经济增长率以保持稳定，但通过多贷款推动经济，很可能引起危机。现在首先要面对的应该是通胀问题。

　　撰稿·阳淼(特约记者)

　　进入夏天，制造业的不景气引起了最高决策层的关注，随着政治局常委调研行踪遍及“中国制造”的核心地带，从紧的货币政策将趋于松动的预测就不绝于耳。“保经济增长”渐有逆转“控制通胀”，成为中央政策首要目标的迹象。经济学家谢国忠就此接受采访，谈到他对制造业困境与控制通胀问题的看法。

　　改变发展模式更重要

　　《新民周刊》：出口不振、内需不足，原材料和资金成本连续上升，导致我国制造业举步维艰，以致决策层最近接连视察制造业一线大省。宏调措施是不是该松一松,来应对这个困境呢？

　　谢国忠：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调控措施的松与紧，而在于经济模式不能再执行修修补补的策略，必须有一个大的变革。在经济世界中，市场是大于政府的。很多事情，是经济规律而不是政府意愿起作用。

　　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是各生产要素价格低估。以前的生产要素中，人力是近乎无限供应的，资源价格是被低估的，环境因素可以忽略不计。在1995年-2005年，尽管中国经济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但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过剩的供给使劳动力市场呈现买方市场特征，工人们彼此间竞争，使他们的工资仅达到可接受的最低水平。因此，他们并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现在这些要素都开始由市场定价，已经到了还债的时候。新《劳动法》的推出以及平均工资的不断提高，让人力资源成本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低代价地大批提供；环境不可能一直被放任恶化，这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国际大环境决定的；资源价格现在由全球制定，油价即使回落，也不可能重回20多美元一桶的时代。过去那种发展模式不可能持续了，这不是几个政策就可以扭转的。

　　《新民周刊》：你的意思是,中国经济调整增长所依赖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

　　谢国忠：是的。上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1998年国企改制、加入WTO和大量基础设施建设，融入国际市场的结果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眼下到了再一次变革的时候。

　　目前最重要的几点：有些制造业实际上已经是空壳企业了，要淘汰掉一批这样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要靠品牌、技术、知识产权而不是价格和退税跟别人做生意。油价上涨，世界财富在向资源输出国流动，要想办法打入石油生产国这些富国市场，降低对美国的依赖。

　　在支柱产业方面，城市化的策略应该被固定下来，大城市、超大城市才有希望。城市能够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效地利用各种资源。当城市化进程真正地推进时，房地产业才能健康发展，反过来成为经济的重要支柱。

　　必须要放开资源价格。能源价格由市场制定，这是整个世界的现实。一味地人为压低能源价格，补贴的是富人，也扭曲了制造业的真实成本，我还是要强调，市场大于政府。

　　数字游戏该结束了?

　　《新民周刊》：但是现在实行的价格管制政策客观上降低了制造业的成本，使“中国制造”获得了价格优势。

　　谢国忠：是的，在原料和能源方面，目前的价格管制措施压低了名义上的通胀率，但这只是一种对现实的掩盖。生产要素价格被限制住，中国制造业的“价格战”竞争模式和资源浪费的生产模式就不可能被改变，问题只能是拖而不决，不会自动消失。

　　前两天刚有报道，浙江金乌集团的老总消失，还不起债，发不起工资，他只有逃到海外。将来会有更多的老总消失。很多企业现在其实就是靠“债务”生存，拆东墙补西墙，一旦资金链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债务泡沫就会破裂。

　　一些中国老板，名下有十几家几十家公司，仔细核算下来，总资产是负的。他靠这十几家公司跟地方官员打好关系，贷来款，在内部周转流动补窟窿，以此来实现“业绩增长”。中国有多少家企业是靠品牌、技术成长起来的？大量的企业就是在这种债务游戏中作出业绩，为地方的GDP增加一些数字；反过来，他们由此会得到批地、批贷款的优势，继续生存下去。但现在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成本一上升，银行一紧缩，他们就挺不住了。

　　让调整自己进行下去

　　《新民周刊》：政府是不是该出手干预，来阻止制造业的下滑趋势？

　　谢国忠：我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表达过这个观点，就是在经济调整的时候的话，最好不要出政策去阻止它调整，而是用政策来预防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波动。就像物价控制，现在用价格管制来控制通胀，但物价控制最终引起短缺，短缺也是另外一个形式的通胀，随后引起公司盈利大幅度的下降，股市也下降。

　　中国政府有足够的资金为那些在高通胀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提供保护。目前已经采取的措施有提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和高校大学生的补贴，如果有必要，政府应在这方面出台更多的新举措。

　　《新民周刊》：在制造业面临困境的前提下，货币政策还应该继续从紧？

　　谢国忠：当然。坚持不加息的声音主要是担心吸引热钱流入，但问题是现在热钱已经在流出。据我所知，现在香港、台湾的热钱都开始外流。我认为加息仍然是必要的。

　　此外，热钱流入的问题还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解决。首先，可以强化对资本账户的控制。尽管长期来看，中国将实现资本账户的自由兑换，但目前更迫切的是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没有独立货币政策，通胀在中国将不可控制。

　　其次，为了避免热钱流入，中国可以提高长期储蓄利率水平。例如，可以在两年或更长期的存款利率中加上通胀率，类似于通胀保值债券。“热钱”缺乏进行长期投机的耐心，所以，提高长期储蓄利率不会吸引更多的“热钱”流入，却能够为存款人提供一个安全屏障。

　　加息对制造业的融资可能会带来影响，但这种影响迟早要到来，经济结构不调整，单靠不加息来保护制造业是拖延而不是解决问题。但反对加息的实质性压力更多是来自地方政府和一些大企业，因为一加息，地方可能会倒闭一批企业，客观上政绩就会不那么好看。

　　通胀仍将持续

　　《新民周刊》：要在控制通胀的前提下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标？

　　谢国忠：在这种很关键的时候，虽然我们仍然要保持经济增长率以保持稳定，但是不能够在原有的模式上，通过宏观的刺激，比如说多贷款，来推动经济，这样很可能引起危机。我认为现在首先要面对的应该是通胀问题。所以从紧的政策应该维持下去。通过我刚才说的经济结构升级换代，淘汰一批没有效益的“债务维持”型企业，来保持中国经济的健康增长。

　　《新民周刊》：过剩的流动性推高全球通胀，因此有论者认为，我国目前的通胀属于“输入型”，主要是由于外因即美元贬值、油价飞涨等原因所导致。你怎么看？

　　谢国忠：输入型通胀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印度这么说，越南也这么说。通胀的确定成因只是一种争议，永远不会有真理性的说法出现，这只是思维方式的不同。

　　但不可否认的是，生产要素的变化是根本。生产要素从近乎无限供给到市场化定价，日本、亚洲四小龙都曾经经历过这种转变，而中国由于经济规模巨大和内需问题，这一转变过程可能需要持续10年。

　　《新民周刊》：你认为通胀会长期持续下去吗？

　　谢国忠：有这个可能。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率约为10％，通胀率高于5％，名义GDP增幅至少为15％，内需也应该按这个速度同步增长，但现实是内需远远不足。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收入占GDP的比例不到40％，怎么会有内需？这个数字连某些非洲国家都不如。-

　　帮助中小制造企业摆脱困境，财政政策义不容辞，减税已经刻不容缓。

　　撰稿·金姬(记者)

　　“出口、投资、消费”素来被称作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进入2008年之后，三驾马车似乎呈现出举步维艰之势：内需不振是多年的痼疾，投资则因为宏观调控而紧缩，中国的出口额仍在增长，但增幅已经大幅回落。

　　托赖于19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带来的世界产业分工，托赖于中国的“人口红利”以及相对较低的土地、能源、资源和环境保护成本，过去的20年里，闻名世界的“中国制造”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

　　但是，因为原材料和能源涨价，因为人工成本上升、因为人民币升值，也因为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作为“中国制造 ”主力军的中小制造企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处境。

　　这些企业的未来不仅事关GDP和财政收入，更将影响国民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最终将影响中国市场经济的前景、社会的稳定和改革的未来。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陈志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教授王一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志勇和天津财经大学财政系教授李炜光，就中国制造目前的危机接受本刊采访。他们认为，帮助中小制造企业摆脱困境，财政政策义不容辞，减税已经刻不容缓。

　　又闻减税声

　　《新民周刊》：今年“两会”的时候已经听到很多减税呼声。现在提减税，有什么不同？

　　陈志武：这是因为国内外经济在减速、甚至正进入衰退。从最近几个月欧美国家宏观数据看，民间消费持续下行，这意味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中国的出口在增速上会非常吃力。加上国内因信贷紧缩、新劳动法、新环保执行标准、资源价格上涨等众多因素，今后中国经济也会进一步下行。所以，综合来讲，政府应该尽快想法订出刺激经济的政策。虽然今年上半年的GDP增速还有10.4%，但下半年、明年不会这么高，所以，现在有必要做好准备。

　　1995年到现在，特别是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政府历来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工业项目投资来增加内需，刺激经济。在以前中国需要快速工业化、需要建立商业交通运输网络时期，那种靠投资刺激经济的举措已起到积极效果。

　　可是，中国工业产能已经严重过剩，基础设施网络也已经健全，此时不能再靠强化政府投资来带动经济了，而是应该把政府手中的一些税收留在企业和家庭手里，这样能直接刺激民间的消费。也就是说，以前靠政府投资刺激经济，今天和以后靠减少政府投资、鼓励民间消费来刺激经济，在拯救经济的手段上必须要转型。

　　王一江：我国表面上税收不高，其实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十几年来我国的财政收入增幅大于民众收入，最近两三年，财政收入过高的问题十分严重，通货膨胀也愈加明显。这导致收入不公平加剧。去年下半年，财政部提出税制改革，从政府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但力度还不够，需要全方面减税。

　　杨志勇：近年来税收收入增长速度较快，上半年延续了这一趋势。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有财力支持减税。200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08年货币从紧，财政稳健，从实际运行来看，不少企业遇到资金紧张问题。出口企业问题更加严重。处于经济下滑的担心，去年年底我们就建议财政要转向扩张。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只能从紧。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任何时期通货膨胀的问题只能找中央银行问责。当前货币政策从紧的方式可能需要改变，但货币政策从紧的大趋势不应该变。财政政策中，减税扩支都有空间，对防止经济下滑有益。

　　《新民周刊》：很多中小企业反映现在资金紧张，贷款困难，这看上去是流动性不足的迹象，和减税这样的财政政策相比，货币政策不是更能有效地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吗？

　　李炜光：近来受央行不断紧缩的货币政策的影响，民营企业贷款融资越来越难，民间信贷利率不断走高，导致民间借贷资本价格升高，有的地区民间借款年利率高达36%。这说明从微观上看流动性不足的因素是存在的，但如果从宏观上看，主要的问题是流动性过剩。这说明钱是有的，但没有流向最需要钱的中小企业。

　　王一江：财政政策是要降低中小企业的负担。货币政策有货币总量和银行贷款对中小企业歧视的问题。在中国，不管货币政策是宽松还是从紧，银行对于中小企业的贷款都是歧视的，中小企业在信贷资金上从未觉得宽松过，容易过。这不是中国的货币政策问题，而是信贷政策如何更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我们应多发展民间银行，穷人的银行，如国外的小额贷款，形成多种形式的金融体系。

　　《新民周刊》：减税能不能有效缓解中小企业当前面临的生存危机？

　　李炜光：当然能。因为税收是价格的组成部分，在价格一定的条件下，税额的大小就会影响到企业可支配利润的多少。企业经营追求的是税后利润的最大化，近年来宏观调控的效果之所以不甚理想，其中的关键因素在于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太低，民间投资和经营的积极性自然会受打击。近年来中小企业甚至是规模中小企业大批倒闭，形势看上去相当严峻，特别是珠三角等地区，不夸张地说，已到了“千钧一发”的程度。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要保持健康快速发展，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发展最为重要。今年中国治理通胀主要的调控手段是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价格管制。这种一刀切的货币紧缩、收紧信贷与人民币升值，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用工成本上升等一起，正在加剧民营企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困境。这时的减税或者退税将对民营企业的产业升级和调整赢得时间和空间。

　　此外，降低税负对大企业的正向作用也会使中小企业成为受益者。因为许多中小企业是为大企业配套的，大企业生意好做了，为其配套的中小企业有了更多的剩余，投资、创新就会容易些，经营情况就会随之改善。

　　杨志勇：中小企业的困境有两个原因：一是企业自身的原因。不是所有的中小企业都困难。市场竞争过程同时是市场重新洗牌的过程，一部分企业倒闭时正常的。二是宏观经济方面的原因。政府可以通过减税、增支扩大内需、融资政策等方式帮助企业，但企业的发展从根本上说靠企业自身。

　　对中小企业减什么税，这是一个问题。现在首先遇到困难的是中小型出口企业。我认为提高出口退税率对它们更有好处。前几年由于汇率政策的不灵活和资源能源价格体系的不合理，原定的出口退税零税率制度早已被粉碎了。从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在适当的时候恢复出口零税率，并将出口退税作为制度，而不是政策来看待。增值税转型势在必行，所有企业都将受益。

　　财政增长快，减税有基础

　　《新民周刊》：不可否认，减税的前提是财政增幅远远大于GDP增幅，但中央政府推行的许多政策，包括社会保障的建设，也都需要钱，减税会不会导致这些政策无力推行？

　　陈志武：不会。一方面，今年上半年政府财政盈余近12000亿，退税、减税就有基础；另一方面，本来许多政府项目、特别是办公大楼一类的项目是浪费多余的，政府开支应当减少。中国的政府行政开支占财政预算近26%，而美国的行政开支才占政府预算的9.9%，俄罗斯7.6%，加拿大7.1%，印度6.3%。为什么中国需要这么多的行政开支，而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很低？许多人说“在操作层面上，要退税、减税很难”，这就奇怪了，既然收税可行，为什么退税、减税就难了？

　　有一个基本规律：如果征税权基本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上，政府虽然花钱效率低、浪费严重，但税种、税率还继续以数倍于GDP的速度增长。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局面。

　　杨志勇：中央是否掌握了过多的资金？这个很有争议。我们经常说，政府要在改善民生上有所作为，但没有钱，如何作为？我觉得现在更加紧迫的问题应该是如何进一步完善政府预算制度，让政府资金使用的效率提高。比如说，政府海外投资有许多是通过中投公司进行的。中投公司成立的目的是要提高中国外汇储备的收益，但是投资有风险。如何提高中投公司的投资决策水平，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是与税收增收没有直接关系。

　　王一江：我们要从更加广泛的范围看这个问题，资源收取得太厉害，社会经济会丧失发展的活力，政府的收入今后也会减少。政府的税收比例如何合理？如果税收过高，降低赚钱积极性。西方的拉弗曲线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新民周刊》：7月份全国税收总收入同比增长13.8%，但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了19.3个百分点，比今年上半年回落了19.7个百分点。这让很多人担心今年的财政情况也许不会像过去那么乐观，这会不会使得减税变得困难？

　　陈志武：如果更多的中小企业倒闭了，今后的财政税收会进一步大幅减少。在经济增速下行或出现衰退时，表面看政府为了保证税收而更应该“杀鸡取卵”，但这样做是把经济往更加衰退的路上推。中国的财政税收增速早该出现拐点，但到目前为止，不仅没有出现拐点，反而还在加速。现在退税、减税最为明智。

　　王一江：减税短期内会减少政府收入，长期来说则有助于企业发展，政府税收的源泉才能更好地得到保证。减税有可能会带来将来更多的税收。我国政府对社会透支太厉害。除了财政政策以外，还有一系列限制性的名目繁多的税负。

　　防止经济衰退是一个宏观调控问题。现在是两个任务如何统一完成：保增长，防通胀(简称“一保一防”)。从需求管理的角度，觉得“一保一防”是矛盾的。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就控制货币，控制货币就控制需求，控制需求就经济衰退了，价格就上不去。从供给管理角度来看，这两者可以统一。企业提高效率增加活力，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产品供给更加丰富了，生产更加具有活力的状态下，更多的人就业，更多的人增加收入，投资也更加兴旺。所以政府要在思维模式上从需求管理改为供给管理。现在减税不仅有很强的社会政治意义，也有很强的宏观调控意义。

　　李炜光：企业所得税收入增速大幅下降的原因，一是企业效益增速大幅回落，二是新税法实施，三是企业所得税退税，四是汇算清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上半年全国6.7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倒闭；经济景气下滑造成职工工资增速放缓，导致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回落。给中小企业减税、解放中小企业的生产力确实已经迫不及待了。

　　减税并不意味着减收，其中的道理，一是名义税负的下调可直接增加企业盈利，个人可支配收入提高，企业投资额和居民消费量就因被激励而迅速增加，经济增长就会加快，这就给税收的增长奠定了更加稳固的基础。二是由于名义微观税负下降，纳税人偷逃税的动机就会减少，而减税的同时如果再伴随着税制的简化，能取得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

　　杨志勇：下半年财政收入不一定会减少，但企业经营碰到的问题，可能会在财政收入上反映出来。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企业有帮助。但对中小企业采取扶助的政策，不一定是大规模减税。

　　税应该怎么减？

　　《新民周刊》：减税应该怎么减？

　　陈志武：第一项重点是取消增值税以及类似的税种，以企业所得税取而代之。其次最重要的是减少行政审批种类和相应的隐性与显性审批费用，这些众多的行政审批款项是直接和间接压在民营中小企业的大山，给企业带来日日夜夜的公关负担和行贿运作，这些隐性“税赋”必须尽快消除，否则，更多中小民营企业将关门。

　　李炜光：中国未来的税收组合应该是简单的，而不是复杂的。目前中国各级政府的收入渠道过多，除了29个税种，政府还大量参与经济建设，通过盈利性的工商业活动而享有投资收益、一般性的经营收入和行政性垄断经营的超额利润，如每年5000亿以上(且仍在高速增长)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占到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这就有简化、归并税制和收费体制的必要。

　　要使中国经济能够长期稳定增长，光靠减税也不成，最好的办法是把减税作为重新构造我国税收组合，优化我国税收体系的实际步骤，应取消一切形式的歧视，公平公正地对待所有的纳税人，鼓励民间投资而不是政府自己投资，使税收对经济增长产生推动而不是阻滞的作用，并为今后的长期发展蓄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