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困局

　　2008年以来，浙江民企举步维艰。

    5月底，浙江“明星企业”飞跃集团，曝出“资金链断裂”，欠下巨额贷款，民间借贷资金也达上亿元。在银根紧缩的大背景下，难从银行获得贷款，其掌门人邱继宝由此陷入困境。 陷入困境的显然不止邱继宝一人。在浙江，一些当地知名的民营企业，如金乌集团、东方万博集团、南望集团、旭莱服饰等相继暴出企业主神秘失踪，更有浙江云光泵阀制造有限公司创办人朱吉光服毒自尽。最新的一个例子是，浙江一新制药公司掌门人郑亚津在办公室自缢身亡。

　　这些出走或自杀的浙江商人，成了浙江民企艰难时局的一个个注脚。浙江民企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似乎站在生死抉择的十字路口。

　　众多中小企业在“内外交困”下，正经历着转型的阵痛期。浙江旭莱：一个企业的“非正常”死亡

　　本刊记者/沈雁冰

　　一个原本计划上市的企业，却在经历一场投资失败后关门大吉。

　　今年以来，浙江民企“血雨腥风”，迄今为止已有多位知名企业家留下一身债务后出走。浙江旭莱服饰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旭莱企业)老板蒋琏珍一家“人间蒸发”就是其中一例。

　　旭莱公司是一家成立21年的老牌企业，以生产中高档羊毛衫为主业，此外还经营着海盐诚诚实业有限公司、(香港)灏锵纺织有限公司，诚诚大酒店，同时代理着一些国际品牌的大陆的经销权。

　　其自主品牌“旭莱”羊毛衫曾卖遍全国，在一些大中城市的商场设有专柜，在同类企业中脱颖而出。

　　在浙江省海盐县，旭莱企业是一家颇具知名度的公司，如今却一夜覆倾。

　　到底是什么压垮了这家明星企业？它又是怎样一步步滑向破产的深渊？

　　企业停摆

　　8月25日，旭莱企业大门紧闭。大门外的沪杭复线上车来车往，而企业内却寂静无声，空空的自行车库似在诉说着苍凉。

　　距此不远的通元镇龙舌嘴路39号，旭莱企业的老厂“通元羊毛衫厂”同样是人去楼空，铁将军把门。老厂对面的诚诚大酒店的物业也早已变身为一家超市和一家通信公司。

　　这些景象似乎告诉每一个外来者，这个曾经辉煌的企业此时正陷入“停摆”状态。

　　新厂的传达室里一位保安正百无聊赖翻看着报纸，一再表示没什么好问的，“事情都处理好了”。

　　浙江省海盐县通元镇分管工业的副镇长宋华曾对媒体说，“旭莱已经资不抵债了”。

　　债主盈门

　　事实上，旭莱企业的危机早有征兆，蒋琏珍一家人出走前也有不寻常的举动。

　　据一位原先在该工厂工作的人士说，蒋琏珍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邵军的孩子在上海就读一个贵族学校，失踪前的一段时间，蒋家人一反常态地把孩子从上海接了回来住。此后没多长时间，一家人就再没到公司了。

　　一位要求匿名的供货商透露，他去年年底到今年上半年多次到厂里结账，但一直没结成，“现在想来应该是资金出现问题了”。

　　记者在旭莱企业老厂附近找到一位员工，该员工透露旭莱企业拖欠工资极为严重，“每次都是工资腾满3个月才发1个月的，如8月份就只发6月份的”。企业管理很苛刻，员工如果中途退厂的话，剩下没发的那几个月的工资就按临时工每小时2元来计算，“这样一来，如果中途走了，两三个月加起来的工资也才几百元”。

　　此外，旭莱企业一部分行政人员从1月份以来的工资没有发放过，普通职工3月以来的工资没有发放。旭莱企业和它相关联的企业总共拖欠员工工资350余万元。

　　蒋一家人失踪后，消息迅速外传，很快就债主盈门。“4月份，几乎每天都有讨债的人上门”。这些债主包括一些供货商和一些借款给企业的个人。

　　4月27日，旭莱企业的894名员工起诉工厂，要求公司支付工资款350余万元，并申请了财产保全。此前旭莱企业的部分厂房、机器设备等已被外地法院查封。

　　5月1日起，企业正式关停。当地派出所派驻了警力在企业维持秩序。“对上门的债权人，政府一般都劝他们采取法律手段来解决”。到5月26日止，所有员工工资已经结清。

　　曾经辉煌

　　旭莱企业的前身是浙江通元羊毛衫厂，创办于1987年，其创始人蒋琏珍40多岁创业，却被称为“羊毛衫大王”。“草根”出生的蒋走过了一条并不算平坦的创业路。

　　刚开始是家庭作坊，3000元钱与人合作买了4台旧横机，租用村里的公房给人家加工羊毛衫。她们的企业也成为通元镇的第一家羊毛衫厂。为了找销路，蒋琏珍跑遍了北京、上海、杭州等十几个大城市商场，和众多浙商创业期一样，蒋用双脚跑出了市场。

　　从此企业一路向好，1995年，她将自己的“通元羊毛衫厂”更名为“海盐诚诚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注册了“旭莱”商标，此后企业发展势头如日中天。但在1998年，年过50的蒋琏珍却经历了一场婚变，与结婚30多年在供电局工作的丈夫离了婚。

　　2003年，又是蒋琏珍事业上的一个转折点。蒋氏家族投资625万美元成立浙江旭莱服饰发展有限公司，购买54亩土地建成了12000平方米的标准厂房，此时公司年产值达到6000多万元。

　　除了生产自有品牌“旭莱”外，企业还代工一些欧美日本的中高档女装，每月的生产能力为20万件。自有品牌以内销为主，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杭州等大城市的大型百货商场设有专柜或站中站。

　　生意做大了，头衔自然也多了。出事前她还有两个头衔：海盐县工商联副会长、海盐县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之前，旭莱专卖店在海盐县城也有多家，如今随着企业的倒闭，也已经改弦更张。

　　传言满天飞

　　蒋一家人失踪，企业停产，面临倒闭。此时在当地出现多种版本的传言，第一种版本说是蒋的儿子邵军赌博输掉了1800万元，吃了很多“炮子”(当地对高利贷的一种说法)；第二个版本是说蒋的儿子买期货亏空了；第三个版本是说蒋的儿子在外面做生意亏了8000万元，欠了银行一屁股债，厂房也抵给银行了。

　　这三个版本的传言都跟蒋琏珍的儿子邵军有关。

　　据记者了解，旭莱的银行贷款涉及海盐县农村信用联合社、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新华支行，此外还有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几家国有银行。“几乎所有的银行都借遍了。” 目前因为企业倒闭，人员失踪，累及数家担保公司。

　　此外，旭莱企业还欠有为数不少的民间借款。据记者了解，这些借款来自杭州市临安的俞某、上城区的何某，还远及山东泰安。

　　至于外债具体数据，没人能给出具体数据。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保守估计旭莱企业银行贷款1.4亿元，民间借贷8000万元左右，总的负债情况约为2.2亿元。

　　“去年已经开始信贷紧缩了，旭莱的投资无疑是不明智的，现在资金链断了已经是事实。目前已经资不抵债了”，通元镇副镇长宋华曾对媒体记者说，“我们近期开会的时候，已经在各种层面上传递了这个信息，提醒企业在信贷紧缩之年，先做稳再做大，警惕盲目扩张的风险”。

　　“雄心勃勃”富二代

　　知情人还告诉记者，事实上在2000年过后的几年，企业的“实际掌权人”已经是蒋琏珍的儿子邵军。

　　据一位接触过邵军的人士介绍，邵40岁出头，个子不高，戴着一副眼镜，举止温文尔雅。他早年大学毕业后，在杭州电业局干部进修学校当教师，因为家族企业管理的需要，辞职回到家乡帮母亲蒋琏珍打理企业。

　　蒋氏家族在企业的分工情况为，蒋琏珍是诚诚实业董事长、旭莱企业总经理，旭莱企业的实际注册人是蒋的女儿，而邵军则担任新公司旭莱企业的董事长。公司全额投资的上海旭莱针织发展有限公司也是邵军一手运做。

　　邵军敢想敢做，“有想法，雄心勃勃”，时常和人谈起企业的发展规划。很快，在邵军的鼓动下，旭莱开始超常规运做，“朝着多品牌多元化，集生产、销售、品牌代理为一体的集团化专业服装公司方向发展”。

　　新服装厂建立起来，上海公司还设立了男装事业部和童装事业部。同时还拥有美国花雨伞(ARNOLD PALMER)童装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设计、生产与销售权，旭莱又代理了美国品牌沙弛男装。

　　一位接近旭莱企业的人士回忆说，由于扩张过快，开始时投入资金过大，又没有立刻受益，当时旭莱的整体运作非常艰难，“资金紧张的时候连进线纱的钱都没有”。

　　但在邵军的设想中，他的很多规划是长远考虑，“为今后五年十年而做”。对于朋友的劝戒，邵军回击说：“你也别以为我是盲目的操作，其实能做的事我才去想，不能做到的我连想都不去想。”

　　邵军曾向友人透露，他今后的计划是成立集团，然后把旭莱运作上市。

　　今年年初，又一个大手笔投资在邵军手里完成。他集合巨资投资购买了山东泰安的一座商场。据记者了解，这座商场位于泰安市财源街110号，面积25000多平方米，是泰安市最大的商业企业，其前身是泰安亚细亚商厦，后破产清算财产。三年来经历了两次转卖。2005年4月，浙江红楼集团以6300万元的价格，成功拍得该商场。2005年11月26日商场开业，2006年4月红楼百货又投入千万元大规模装修。直到以约亿元之巨的价格转手邵军。

　　据这位知情人士介绍，当时有人曾劝阻过邵军对于收购商场三思，但邵军还是“一意孤行”，在银行贷不出款的情况下，通过民间借贷募集资金进行收购。结果招商、运转并不成功，一时又脱不了手，使本来就债台高筑的旭莱企业，刹时资金链断裂。有银行闻风而动，迅速收紧“银贷”。此时约1.4亿元的银行借贷加速了旭莱企业的倒闭。

　　在海盐工厂工作的大部分员工并不知道公司在外面的资本运作和商业投资，他们只是相信这么大的企业“不会轻易倒闭”。

　　邵军的美好蓝图还未等实现，“寒冬”已经来临，企业悬于生死一线。本来这段时间应该是服装企业的秋冬订货会，但即将到来的旺季已然与邵军无关了。

　　相关人士透露，原来旭莱的一个厂长，带着一些原旭莱的员工，开始了自己的创业道路，他选择的是他的强项——服装业。

　　与倒闭关停的旭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沿沪杭复线往东不远的嘉兴聚阳服饰公司则是一派繁忙景象，门口一副“常年招收熟练工”的广告很是惹眼。旭莱一倒闭很多职工立即“投奔”了聚阳服饰。

　　“邵军书生气太重，想法很好，但不善理财”，上述知情人士现在回想起来感到惋惜，“如果不是银行卡得太牢贷不出钱来，旭莱也不至于倒闭”。他甚至觉得，邵军是个“悲情人物”。

    提要：他的经历或许是温州众多小企业主的缩影。

　　何志明(化名)从一个制鞋厂的学徒工，到家庭小作坊式的夫妻店，再到5年前拥有自己的小企业成为真正的“老板”，他一直从事着他的老本行做鞋。

　　在企业众多的温州，何志明的鞋企无论怎样都排不上号，可谓寂寂无名。然而，成千上万个何志明似的人物和数已万计的像他那样的小工厂，组成了温州民营经济庞大的版图。

　　几个月前，何把企业关停了。因“已无利润可赚”，他暂时退出了制鞋业。

　　何志明的创业史就如温州各行业民营经济发展的缩影。他走过的路，很多温州人也曾走过。

　　敢为天下先

　　何志明今年47岁。他在制鞋行业已经30余年。

　　16岁那年，不再读书的何开始在镇上一家鞋企做工，学做皮鞋。“那时候工资两三分钱”。

　　那一年，尽管还没有改革开放，但在温州，商品意识已经开始萌动。那时候，工厂乃至家庭作坊都还很少，个体户和雇工仍不被允许。

　　何志明在那家小作坊式的工厂里工作，是他的第一份工，他在那里学到了制鞋的技术。那时候，他或许还不确定接下来的30年，他都和鞋打交道。

　　何志明还在学制鞋技术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在北京正在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20岁那年，何志明娶了一个当地的女子为妻，生活按部就班。但他原来工作的小作坊却倒闭了，于是大家商量着“分出来做”。何志明用分到的简单工具在镇上开了家皮鞋店，自产自销。不知不觉中，何志明成了第一批个体劳动者。

　　据当时的一个统计数据，到1981年底，全国城镇个体户发展到185万户，从业人员227万，比1980年的从业人数翻了一番多。

　　虽然那时候政策上还不允许外出做生意，否则就可能犯投机倒把罪，但还是有“敢为天下先”的温州人在各地从事推销电器、服装、皮鞋等商品的活计。

　　当时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一些事情在中央政策许多规定未十分明朗的情况下，温州市政府则采取默认的态度，不提倡也不打击限制，这给了温州人很多发展的空间。

　　南下营商

　　何志明在自己的小镇上做着他的皮鞋，因为技术好，生意还不错。不过那时候像何志明这样的温州人已经多如牛毛，没过几年，在当地小镇上同类作坊已经遍布。“鞋子逐渐不好卖了”。

　　此时，一部分尝“头口水”外出从事小商品买卖的老乡，回到温州并把信息带回来，“外地比本地生意要好做”。

　　又过了几年，何志明28岁。此时，国家政策已经明朗，允许家庭工业、个体经济发展。像很多温州人一样，何志明也选择了外出经商，不过已经不用担投机倒把的风险。

　　他选择了南下，去到了与浙江毗邻的福建省，把家暂时安在了厦门市。还是老本行——做鞋，前面店铺，后面制鞋作坊。

　　当年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温州人“很受伤”。1987年8月8日，杭州武林门火烧温州鞋，使温州的鞋子名声一落千丈。这一年，上海南京路百货商场甚至打出了“本店无温州鞋”的标语。

　　也是在这一年，党的十三大召开，首次肯定了民营经济这种所有制结构，并且采取鼓励他们发展的政策，“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

　　在这之后一年，一直在外面闯荡的王振滔回到温州，以3万元起步，创办了奥康集团的前身——永嘉奥林鞋厂，这成就了后来的“中国鞋王”。

　　尽管何志明并没有王振滔的“幸运”，但他来到厦门后，温州鞋刚刚遭到重创，何志明则凭借多年的制鞋技术和经验，慢慢地打开了市场。“那几年生意很不错，每年可以赚两三万元，在厦门的4年赚了10多万元”。

　　此后，何志明又开始了迁徙。他把“夫妻店”搬到了福建的另一个城市宁德，在那里一待又是5年。

　　渴求发展

　　这9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平等竞争”，到了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提出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私营经济从体制外转到了体制内”。

　　统计数据显示，1998年和1999年，私营企业户数分别从1997年的96万户增长到120.1万户和150.9万户，无论是私营企业从业人数还是户数都比上年有了大幅增加。

　　此间，一个大的背景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迅猛，而在温州，全民经商的性格已经显露无疑。9年间，何志明和其他数以万计的温州人一样“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走遍千山万水、吃遍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这后来被一些学者提炼成所谓浙商的“两板精神”和“四千精神”。

　　或许何志明并不关心这些数据的变化，但他关心“怎么样才能赚更多的钱”。在积累了第一桶金后，他“渴求发展”。

　　时间一晃就是9年，这一年何志明38岁。他家族的很多亲戚、朋友早已分散在全国各地，但他们时常联络。期间，何志明听老乡说“上海生意更好做，就跑去了上海”，跑去上海还有一个目的——做鞋批发——把量跑起来，可以赚更多的钱。

　　但这一次事与愿违，在上海的生意不见起色，“第一年就亏本，亏了几万块钱”。第二年还是看不到转机。

　　当时的大背景是，自1998年起，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动荡,国内经济运行中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国家采取的宏观调控以扩大内需为主，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1999年，为了扩大内需，相继出台了减税和降息措施，并开征居民储蓄存款利息税，央行还下调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意在鼓励消费。“但感觉那几年，居民就是不愿意把钱从银行取出来”。

　　有了自己的企业

　　在上海闯荡的何志明正一筹莫展时，一个老乡企业家跟他联系上，“你回来，我们办个厂，你来管理”。 事实上，何志明和很多温州创业者一样，一直就有“做自己的企业”的想法。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何志明回到了温州，与一位老乡合股开办了一家皮鞋厂。

　　一年后，因为多种原因，双方又分开，单独创业。这一年，何志明42岁。此时，一份全新的事业摆在他的面前。一家小型皮鞋厂很快在租来的厂房里成立，一开始招了40余名员工，产品主要以一些低端皮鞋为主，批发价30多元钱，主要发往福建、广东、深圳、汕头等地。何志明明白，如果生产高端的鞋，无法与一些已经成型的大中型企业竞争。

　　作为温州人的何志明还有一个优势，众多亲戚朋友分散在全国各地大中小城市的批发市场，做的就是皮鞋批发生意。

　　“温州人闯荡四方依靠人脉织就了一张巨大的销售网络，目前分布在全球的170万温州人，更是温州企业一笔无法忽视的财富”。

　　依托这一人脉渠道，企业很快走上了正轨，并且形势向好，期间何也去申请了一个自己的品牌，但还没到发挥作用的时候。

　　形势最好的时候，何志明的工厂有110多名员工，一年的鞋子产量为35万双，年产值可以做到八百万元。

　　去年，何志明和几位老乡在郊区附近的一个村合买了一块地皮，他出资100余万元，造起了1000平方米左右的标准厂房。他很谨慎，都是“依靠自己的资金积累，实现滚动发展”。

　　船小好调头

　　现在，何志明依然很怀念5年前，“那时候，每个月最少可以赚10万元”。而现在“生意一年不如一年”。

　　鞋鞋革业是温州传统制造业的代表，同时他们也是微利的代表。近年来，受宏观环境影响，能源价格和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蚕食了鞋企的利润。

　　制鞋需要如皮革、铆钉、汽油、胶水等几十种原材料从去年到现在一直在涨价，此外员工的工资也在涨，而终端和批发的价格却上不去。何志明的主导产品普通皮鞋上半年的批发价为每双29元，利润只有每双1元左右，整个工厂的运营只能基本维持平衡。

　　终端价格涨不上去还有个原因，“我们的低端鞋子销量不好，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有了替代品，穿那种鞋子的人现在基本都改穿运动鞋了”。

　　现在，在全国各大城市做皮鞋批发的人日子也不好过，昂贵的铺位费用，跑的少得可怜的量，“基本处在亏本状态”。这些批发商和诸多鞋企很多在苦苦撑着，“或许撑过这段时间就好了”。

　　面对“无钱可赚”的局面，何志明把去年新造的厂房卖掉了，但一些做鞋的设备还留着，“过两年，等鞋子生意好起来，准备继续重操旧业，毕竟做鞋是老本行”。

    目前，何志明正在考察其他好赚的行业，“哪里好赚就往哪里去”。

　　在浙江的一些小商品领域，和制造低端鞋子一样，行业门槛很低，“投资几十万元买几台机器，招几十个员工，就能开厂”。低端的竞争下，制造业的利润日见微薄。但有一个好处“船小好调头”，当“冬天”来临，企业主随时可以关停工厂，当行情向好的时候，也随时可以重新开张。
　　温州人何志明把苦心经营5年的制鞋企业关停了，厂房已经转让，此时他“暂时失业”，在家“休养”。

　　何志明经营的鞋企规模不大，高峰时有员工110多人，一年产值800万元。何告诉记者，这两年制鞋所需的几十种原材料都在不断涨价，而成品鞋价格却涨不上去，生产一双鞋的利润只有1元左右，工厂运营只能基本持平，无奈之下只有把企业关停。

　　在“中国鞋都”温州，制鞋企业无疑正经历着一场“寒冬”。温州鞋革协会的一个统计数据显示，温州鞋企从2003年的5000多家，如今已锐减至2600余家，短短5年关停数量近一半之巨。

　　像何志明关停企业的事情，在中国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温州以及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波及的行业也不仅仅是制鞋业，服装、打火机、眼镜、锁具等众多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关停现象同样堪忧。

　　去年以来，大批制造型中小企业正在遭遇包括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用工成本提高、海外市场萎缩、从紧货币政策带来融资困难等“内外交困”的生存危机。浙江经济“拐点论”和“危机论”一时甚嚣尘上。

　　以“民营经济风向标”温州为代表的浙江企业现实的困境，已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中央领导及商务部、银监会、税务总局等国家相关部门负责人率队频繁造访浙江，随后各种“补血”政策纷纷出笼。

　　“倒闭潮”

　　浙江的中小企业似乎笼罩在一片悲歌之中。

　　此前，媒体一度盛传“浙江民企20%中小企业倒闭”。而8月11日在北京国际新闻中心举行的“浙江民营经济创业创新之路”新闻发布会上，浙江省政府对传言专门进行了澄清，“实际情况没有那么严重”。

　　尽管官方说法企业倒闭并非传言那么严重，但这种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2008年年初开始，浙江一些知名企业的老总或出走或自杀就是一个佐证。飞跃集团资金链断裂，金乌集团老总出走国外、东方万博集团倒闭、南望集团老总消失、旭莱服饰公司创始人一家失踪、云光泵阀制造公司创办人朱吉光服毒自尽、一新制药公司掌门人郑亚津自缢身亡。这一连串的企业变故也为浙商耀眼的光环蒙上了一层阴影。

　　单是温州，温州市经贸委7月初曾对该市31个工业强镇和开发区15521家中小企业进行过调查统计。结果显示，目前当地停工、半停工和倒闭的企业达1259家，占调查总数的8.1%，比一季度增加2.1个百分点。

　　而在全国来看，据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有关负责人透露，据初步统计，全国今年上半年6.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

　　资金困局

　　浙江一些知名企业的倒闭又几无例外——资金链出现危机。

　　2003年开始的“紧缩政策”，到今年是第六年。特别是去年以来，央行加大了货币调控力度，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叠加下，持续的紧缩使得国内银行资金流动性大减。此外，国内中小企业获得信贷的难度更加加大，众多企业尤其中小企业的生存出现危机。

　　融资问题一直是浙江中小企业的老大难问题，今年犹甚。据银监会统计，今年第一季度各大商业银行贷款额超过2.2万亿元，其中只有约3000亿元贷款落实到中小企业，占了全部商业贷款的15%，比去年同期减少300亿元，中小企业融资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一位浙江企业家告诉记者，甚至有企业在接到大额定单的情况下，向银行申请贷款也未能如愿，只得放弃定单。

　　温州一位熟知金融界的人士用一个形象的说法来说明贷款难问题：“三年前，银行经理为了把钱贷出去，经常请企业主吃饭。而这两年的情况是，企业主到处请银行信贷经理吃饭、乃至求情，但最终也贷不出钱来。”

　　在民间借贷盛行的浙江，资金出现紧张的企业，进而转向民间借贷。温州一位企业家告诉记者，因为普遍的资金紧张，甚至抬高了民间借贷的利率。

　　据记者在温州的走访，以前民间借贷的利息不过8厘到1分，略高于银行的利率，而如今已经上升到5分左右，高的甚至可以达到8分甚至1角以上，而这样的水平已经是银行利率的10倍以上。

　　而义乌的情况更甚，“高利贷”盛行。一位记者转述一位高利贷放贷人的话，义乌的高利贷月利最低行情在6分，基本维持在8～9分。一些大企业通过中间人放出的高利贷保持在1角左右。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介绍，温州确实有6000亿元的财力，但广大中小企业却为缺乏发展资金而苦恼。据他估计，目前温州民间金融的流动规模已经达到600亿元。但是，由于温州企业众多，资金的需求量缺口依然庞大。

　　在浙江，除了像何志明那样因为市场因素导致“无钱可赚”自然关停企业外，一些上述提到的老总出走或自杀事件中，皆因资金链断裂。而导致资金链断裂的很大原因，是因为“拆借高利贷和盲目投资”。

　　资金的匮乏使不少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不借钱等死，借钱是找死。”不止一位企业主对记者说。

　　现象

　　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诸多摊主向记者抱怨，“生意难做”。但一位常年游走在义乌政商两界的人士则告诉记者，“那些小企业主日子更加难过”，义乌除了那些大企业老板，日子过得最滋润的人不是做企业的，也不是在国际商贸城做生意的人，而是拥有商贸城摊位的业主，他们一年仅靠摊位出租就能获利几百万元，“衣食无忧，也没后顾之忧”。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当地的《义乌商报》上几乎每天都有企业“解散清算”的公告，甚至一天的报纸上有四家企业的“解散清算公告”。记者根据公布的电话联系上一家解散企业的清算组，对方语气很不耐烦，“生意做不下去就清算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近两年发展最快的行业应该是担保、典当和寄售行业。一位要求匿名的当地政府官员表示：“要知道融资有多困难，只要去大街上看看这两年冒出多少典当行和寄售行就知道了。”

　　在义乌的大街小巷，随时都可以看到典当行或寄售行醒目的招牌。义乌最繁华的宾王路上，就有近10家大小不一的典当公司和寄售行。这些少则一个门面多则三四个门面的典当、寄售行门上张贴的广告同样醒目，“帮个人排忧解难，为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有媒体报道，目前义乌市在册的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公司有300多家，“没有注册的比注册的多”。而在民资更为充沛的温州市，自2001年开办第一家担保公司以来，已发展到270多家。记者在平阳县敖江镇、苍南县龙港镇等地也都能看到担保公司的招牌，可谓遍地可寻。

　　此外，厂房或生产设备转让的消息也充斥着当地报纸和电视。记者联系上一位工艺品厂转让人，对方表示因为急需资金，厂房折价转让，随时可以去厂里看，诚心要的话价格可以商量。一位当地媒体的记者说，这些厂房转让的人，有很多是因为拆借了高利贷或者银行贷款到期，无奈之下才选此下策。

　　企业经营的不景气已然波及劳务市场。位于温州市区牛山北路的温州劳务市场，大厅内的显示屏上滚动着用工信息，一家企业的用工需求基本在1～4人，而且以技术工和熟练工为主。周围聚集着一大群寻找工作的务工者，门前狭窄的马路边一些工人百无聊赖聚在一起玩起了扑克。一位四川籍务工者告诉记者，他今年已经换过三份工，现在又失业了。浙江省统计局的一份调查也显示，自2005年四季度起浙江连续9个季度持续上升的劳动力短缺现象，首次出现了缓解的迹象。

　　近一段时间来，相关政府部门的一些统计数据也说明浙江中小型民营企业正呈现加速下滑趋势。

　　饶有意味的是，有着“世界小商品价格风向标”之称的义乌小商品城景气指数连续几月呈下滑趋势，指数不再“景气”。无独有偶，被称为“亚洲最大纺织品交易中心”的浙江绍兴中国轻纺城价格指数上半年也呈下滑走势，五大类别包括原料类、坯布类、服装面料类、家纺类和服饰辅料类景气指数都呈现小幅下滑趋势。

　　阵痛期

　　在记者的采访中，大多数业内人士都认为，浙江民营经济正处在艰难的转型期、阵痛期，或者称为“成长中的烦恼”。

　　浙江大学教授史晋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事实证明，“用国际需求代替国内市场需求而不做产业结构的路子，已经走到头了”。浙江的民营企业，从整体上并没有转变结构，而是以调整市场而代替，同样生产这样的产品，转向外贸。

　　史晋川认为，长期的产业结构不合理是拖累浙江经济的根本原因，而近期银根收紧、劳动力成本上升、以汇率为代表的国际贸易变化，加上出口退税的变化等原因，无非是加剧了这种情况的恶化。

　　温州制造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温州生产了全国10%的服装、20%的鞋、60%的剃须刀、65%的锁具、80%的眼镜、90%的金属外壳打火机等，这里涌现了“中国鞋都”、“中国锁都”、“中国皮都”等30多个轻工产业集群。据统计温州有30多万家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以上，占到企业总产值比重的97%，可提供90%的就业机会。

　　“在温州国民经济中，无论从经营广度到深度，还是到经济指标的拉动，中小企业都是主力军”，周德文说，温州制造的崛起就是中国制造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正是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撑起了温州制造这块金字招牌。

　　但浙江的中小企业普遍又因规模较小、技术力量弱等，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强。如今，众多中小企业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政府的一些表述中，也相当频繁地出现了“形势严峻”这样的字眼。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在出席该省一次企业界的会议上表态说，“政府将与企业齐心共渡难关”。

　　而周德文则认为：“眼下国际市场行情不好，原材料价格上涨幅度又太大，暂时停产可减少亏损，其实是一种合理的市场策略。”

　　此外周德文还认为，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非常时期，温州企业也开始了“剜疮”自救，有的企业开始收缩投资、压缩成本，准备“猫冬”；有的企业转行或者大举“外迁”，寻求生存之路。而在这个阶段，最主要的还是要深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企业升级换代来突破难关，“有困难才会有转机，有转机才有发展”。

　　转机？

　　浙江省官员似乎在极力回避“危机”的说法。“准确地说，我们面临的不是中小企业倒闭危机，而是产业转型的机会。”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办公室主任蔡章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尽管浙江官方对“危机说”避而不谈，但陆续出台的对中小企业的帮扶政策却耐人寻味。

　　8月的一天，浙江海盐一检测中心的工作人员发现，在前一天还全额收取的检测费用，突然就接到通知即日起对本地企业的检测费用减半收取。

　　这源于海盐县出台的一项新政策。该通知说，2008年8月至2009年7月，海盐县将对工业企业发展过程中涉及的有关服务性收费一律减半收取。

　　8月29日，浙江一印刷企业的左姓老板打开电子邮件，发现阿里巴巴网站服务专员发给他一封电子邮件。邮件称“浙江省政府为帮助企业度难关，对从现在起加入诚信通的企业，有现金等一系列补助”。这源于浙江省经济贸易委员会、浙江省财政厅发布的一个通知，在全省范围内实施“万家企业电子商务推进工程”。

　　在义乌，一银行推出了“商位质押贷款”业务，就是说即使是租来的摊位也可抵押贷款。

　　最让公众关注的是“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在浙江省全面试水”，这被视为“民间信贷开闸”。

　　此外，财政部表示，为帮助解决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中小企业专项资金35.1亿元，努力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据计算，这比去年提高了20.3%。当前小企业的小额担保贷款额度，已由100万元提高到200万元；在减免税赋方面，今年实施新的企业所得税后，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缴企业所得税，这比标准税率低5个百分点；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此外，增值税、营业税的起征点分别由纳税人月销售额600～2000元和200～800元，提高到1000～5000元，减轻了中小企业税赋。

　　8月，从国家到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帮扶中小企业发展的“补血”政策和措施。

　　现在贷款规模已经扩大，原来是从紧，现在银根已经松动，中央银行增加信贷5%，地方银行增加10%，国家对民间金融已经承认合法性。周德文认为，这说明政府非常重视我们中小企业的实际困难，在给我们企业打气，鼓励其健康发展。

　　对于今后的中小企业运行情况，这位“温州模式”研究专家称，从明年上半年开始，我们整个经济会慢慢复苏，但经济发展的运行是有惯性的，完全复苏会有个过程。中国经济中小企业的“紧日子”还会持续好几年，两三年甚至四五年，但会逐步往好的方向发展，因为整个国家的产业结构通过宏观调控已经在重新洗牌和调整，国家会出台一些拉动消费的措施，明年在投资领域也会适当放宽，不会像现在这样严格地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