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 北京人怀念北京人

　　“怀念”一词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凸显，“每逢佳节倍思亲”。怀念好似一曲忧伤的旋律，给喜庆平添了一丝凝重……老人惦念着远在异国他乡的儿孙；妻子思念着海外求学的夫君；身处异乡的北京人牵挂着家乡的父老乡亲……出去的怀念家里的；家里的怀念出去的。怀念之情因为中国人的大节———春节的到来而愈发浓烈，其间的情愫怎一个“怀念”了得。

　　■留法艺术家张青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老先生的诗最能代表我们这些海外游子的心。

　　■宣武区小马厂居民刘大妈　先是儿子走了，后来是儿媳妇走了，最后孙子也走了。这心里知道孩子大了留不住，可一下子走那么远，坐飞机还得十几个小时，怎么不惦记呀！去年春节，儿子来电话说好想我，我一听眼泪就下来了，忙告诉家里挺好，甭惦记，可你说他能不惦记吗？我们的岁数一天大一天了，！

　　■澳大利亚留学生李萍　我最想的是簋街上的香辣蟹和麻辣小龙虾，还有隆福寺和地安门的小吃，那些吃的又便宜又过瘾。我给老爸发了电子邮件，上稻香村给我买二斤关东糖存在冰箱里，又酸又甜又粘牙，好吃死了，就是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都想好了，回去天天暴撮，恶补，弄个肚歪！爱胖不胖！豁出去了！澳大利亚这边东西死贵不说，关键问题是不对味！

　　■首钢退休工人王大爷　纽约的夜里是北京的中午，每到星期天中午等电话成了我们老两口的规定动作，晚来一会儿都担心。“9·11”那天心一直提在嗓子眼儿，直到来电话才算一块石头落地。

　　■某杂志社退休编辑老谢　去年，我和老伴上英国看儿子，住了两个来月就回来了，儿子不让回来，想留我们多住些日子，我告诉他英国没豆汁，没麻豆腐。分手时小孙女抱着我们的腿不让走！

　　■现在新西兰经商刘玢　我在外面也算是打开局面了，想接父母过来，但他们不肯过来，他们老了，身体都不是特别好，身边没人照顾，我真的不放心，夜里常被梦惊醒！

　　■语文教师韩迎英　平常还好说，逢年过节心里空荡荡的，虽然有孩子，可过节时家里没男人怎么也没那热闹劲儿！

　　■现在美国工作王苑　我最想爷爷奶奶，是他们把我看大的。到现在我还记得有一次夜里我发烧，爷爷推着自行车，奶奶在后边扶着我去儿童医院。今年不行了，争取明年春节回去，带着女朋友，让洋妞见识见识咱北京人怎么过大节。

　　■回京过节，心中滋味欲说还休

　　王辉（美国惠普公司总部）我昨天刚回到北京。因为北京有年过八旬的母亲和岳母，我们必须回来团聚———对老人们而言，过一个年就少一个年。

　　我是国内最早学计算机软件编程的学生之一，开始在北京一家大科研机构工作。1986年我被公派去了一次日本，发达国家的工作、科研、生活条件让我惊讶，从此萌生了出国学习工作的念头。我爱人是“文革”前清华附中的学生，她先通过托福考试去了瑞士，就读于苏黎世大学，接着我到新加坡工作。因为那时是IT业高速发展的初期，我的工作很好找。我一步步跳槽到了惠普新加坡总部工作，后来转到美国，顺利在美定居。

　　离开北京十几年，孩子完全美国化了，考上了美国一流的大学，我们夫妇最大的心事完成了。但不知为何，这两年每次回来心里都有失落感。我们在美国虽有花园洋房，生活舒适，但人生成就并不大。我一直做的是最简单的售后服务工作，而我爱人因为是学机械的，竟连工作都找不到，只能干一些蓝领干的零活，为此她一直很感压抑。而我们留在国内的大学同学，差不多都是正教授级高工，学术上独当一面，成了博士或博士后导师，经常出国搞交流，有的成了几亿资金大公司的老板。说心里话，人生能有几回搏？

　　我羡慕北京人，他们是社会生活的主宰，也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美国的北京老乡帮我找面子

　　建国（原美国新大陆报社社长）我生在北京，在海外过春节已有十多个年头。当报社社长时，每到春节，我联络旧金山几十个华人社团开联欢会，先是百位社会名流宴会，随后是千人舞会，州长、市长，中国总领事都出席，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北京老乡聚在一起，非常热闹。大家一起回忆在北京过年的事儿，有胡同的、有大院的，有哭有笑。有一次唱《我爱你中国》，全场一起跟着唱，倍儿感人，那时你才会明白什么叫爱国。

　　但有一点不配合，美国星级宾馆不做中国餐。点上蜡烛，侍者将西餐甜点一道道上来，挺高雅，但有点不伦不类。过年时，我们北京老乡一般不和那些中国城里讲广东话的老侨们在一起，我这报社的却要跟他们联系。他们其实更实惠。在五颜六色，摇摇欲坠的百年会馆老楼里大摆宴席，食客有黄有白有黑，大吃大嚼龙虾和“咕老肉”。

　　有位黑人小伙，蹭饭不说，还顺手捎走一副精美的中国筷子。GOOD LUCKY TO YOU！（祝你好运气）我恭喜道。这使我想起三十年前尼克松访华，国内有些报刊说，随行的黑格将军在中国主人的国宴上偷了个小酒杯。你看，美帝国主义贪婪而丢人！

　　过年了，大家都特爱看中国的文艺节目。前几天，我和一大堆老中老美在电脑上看哈佛同学的中国舞表演，小学级水平，教授级面子（说出这话我去哈佛最好绕着走）。完了还放映中国名片，有七八十年前的左翼电影《新女性》，外加《黄土地》！

　　有位北京来的女生因为《卧虎藏龙》扬眉吐气。但看《黄土地》时，周围美国同学不时怪异地看她，于是乎她手心开始发汗了，倍儿希望好看和紧张在后头。边看边问我，“这电影没台词？”我说，“大概吧，不过很有名。”“你看过吗？”她也开始用怪怪的眼光审视我。“没有。”老实说，在国外，大家的自尊心都特别敏感，过年时更是这样。容不得一点对祖国不利的事儿。

　　第二天，我自不量力，把我刚拍的古装电视剧《古董王爷》拿去给同学看，希望给咱们中国人挣点面子，但南方说太京味，北方说太海派，妈妈不疼，姥姥不爱，闹得我不尴不尬，还是咱北京人护着咱北京人，他们都跟着一起吵吵，说“好玩”，于是外国人也跟着咧着大嘴笑了，说good。

　　事后我感谢大家，咱北京人为中国人找回了面子，没白过这个春节。

　　■想念炸酱面

　　黄智子（原中国日报，香港大公报驻澳记者，翻译兼教师）在新东安市场还叫东安市场的时候，每年春节前，父母带着我和弟弟去逛老东安市场的场景，成为我梦中永恒的主题：冬天的傍晚，下着小雪，柔和的路灯，顶着搪瓷的灯伞摇曳在木电线杆儿上，景色如纽约落雪中的圣诞夜景，一样温馨。我们一路由父母在前拽着，滑犁耙似的溜到八面槽……回家前，父母总会在东安市场稻香村点心柜台上买两块点心，用两小张粗糙并且偏黄色的点心纸托着，允许我们先吃上再回家。

　　那常规性的两块点心，无意中记录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北京人生活水平的变迁。我记忆中，开始我们常吃到奶油花儿装饰、带果酱层的蛋糕，先小心翼翼地舔去奶油花儿，然后再吃蛋糕，幸福极了。后来就改槽子糕了，就是今天的蜂蜜蛋糕，浮头儿上带葵花籽仁儿，也好。再后来，是父母手头紧了，还是他们变口味了，反正给我们姐弟俩改牛舌饼、江米条，小圆鸡蛋饼干了……最后就变成果子面包掰两半啦。那也还是好。因为父母的心在，什么都好！

　　类似这种童年埋下的饮食习惯和记忆，让人不管在外住多久，真正想吃的还是鸡蛋西红柿打卤面，大碗儿炸酱面，馋的还是北京的带刺黄瓜，烤鸭和鸭架汤，六必居的小酱菜，豆浆油条和油炒面……

　　■过年的事儿

　　邓伟（摄影家）不论游走海外还是身在北京，每年的今天，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在北京过年的事儿。

　　好多年前，我上中学时，周末常去李可染先生家。那时候，逢到过春节，做裱糊匠的姑父总会笑眯眯地来找我，他手里一准儿提着一个糊得漂漂亮亮、一米来长、大红的鱼灯笼。他知道，又到了我往可染先生家送鱼灯笼的时候了。

　　三姑父的好手艺，我挺喜欢。提着他糊的鱼灯笼走在街上，我的手总是抬得高高的，特别小心。怕上公共汽车挤坏了灯笼，索性提着灯笼从新街口走到三里河可染先生家。要知道，这灯笼市场上可寻不着，只有巧手的姑父才糊得出来。

　　记得每回到了先生家，他也老早等着似的，马上接过灯笼，挂在画室的门框上。可染先生说过，每次见着鱼灯笼，就觉得有了过年的意味了。

　　■一到春节，就特别想北京

　　方维华（瑞典隆德大学实验室工作人员）我从小在北京长大，大学毕业后考了首都医学院的研究生，毕业后到瑞典隆德大学读博士。我爱人是学中医的，也陪读去了，我的儿子就出生在隆德，说了一口瑞典语。

　　当时不知为什么就那么想出去，其实出去学习很不容易。我一人的奖学金要3个人用，因为没路费，我们整整5年没回北京。在隆德，一到春节，就特别想北京，想北京人过节的那个喜庆劲儿，可瑞典人不管这个，无人和我们分享节日的快乐。

　　这几年我年年回京过春节，眼见北京的变化越来越大，学习和科研的条件越来越好，人才的价值也越来越高。母校的研究所早成立起来了，所长是个比我年轻得多的留学归国人员。看着他在工作中挥洒自如，手里有大笔经费，开展不少研究项目，而我在瑞典永远是个小萝卜头儿。所有的工作都是我做的，但发表论文时我的名字永远在最后一位……

　　昨天一下飞机，在机场见到了我的校友，我们热烈拥抱，我的泪水一下子流了出来！北京啊，如果我早些回到你的怀抱，我的人生也许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