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测评思想点评
2006-04-08 11:11:34 来源：中国鞋网 中国鞋网 http://shoes.efef.com.cn/
数千年以来，我国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就对有关人才测评思想进行多方面的探讨，经过历代不断的总结和发展，概况下来有以下几种：
1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在自己的研究与实践中发现了人类个体差异的存在，并且认为这种差异是可以度量的
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上说：“他人有心，余付度之。”这里的他人之心，其含义大致与我们所讲的心理素质一词相同。
孟子在二千多年前曾说过：“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孟子《孟子•梁惠王》)其含义是：物质可以用衡器度量轻重长短，人的心理能力和个性特征也是可以测量的。
我国汉代的桓谭对人的素质的差异性与差异性的度量的认识更为具体。他说：“凡人耳目所闻见，心意所知识，性情所好恶，利害所去，就亦皆同务焉。若才能有大小，智略有深浅，所明有照，质行有薄厚，亦则异度焉。”这段话不仅指出了人的心理活动的各个方面有异同，而且揭示了人的心理活动有“异度”，其中“大小”、“深浅”、“照”、“薄厚”，就是对人的内在心理素质活动特征进行评定的数量化意识。
三国时期，魏国的刘邵在研究“人的才性的性质和基本构成”的基础上提出了“能出于才，才不同量”的思想。
2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人的才能表现为人的外在行为，通过对人的外部言行的观察，可以了解一个人的素质特性，从静态和动态中去观察人的行为特征和评价人的素质
约在公元245年，刘邵编著了《人物志》一书。1937年，被美国编译成题为《能力的研究》一书，并公开通过美国东方学社出版。在这本书中，刘邵对人的内在素质的特性与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评估人的心理素质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刘邵认为人们的才能和性情是通过其外部行为可以鉴别的。他把这种外部表现概括为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九个特征。称为“九征”。通过这九种外部表现，可以观察到人们的才能和性情特点，他还提出了从心理角度来测评人的素质的新思想，如“观其情机，以知通塞”，阐明从动机和需求出发来得知人的情绪，以便进一步判断其行为。对观察人的行为，他提出了既要观察一个人在变化条件下的行为，又要观察在稳定条件下的行为表现。如“观其感度，以审党度”。必待“居止，然后识之”等。这些评估思想，具有朴素的心理学、行为学和社会学的原理。
3在中国古代，人们在实践中摸索出了许多对人的素质进行评定的方法，其中有的方法具有现代西方的情景模拟法的特点
孔子对人的素质差异性及人的行为的观察分析有较深的研究。他认为，人是存在个性差异的，而“知人”最为困难。如何才能知人呢?孔子提出：“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这就是说，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要观察他的行动，即：“视其所从，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只有通过长期的观察、考查和审度，才能了解人的个性及其特异之处。孔子还提出了观察人的九种方法：“远
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率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侧；杂之以处而观其色。”
诸葛亮特别借重言词问答法，用以作为内在素质鉴定的手段。他在《心书》中提出七种知人性的方法，即“问之以是非，以观其志；穷之以词解，以观其变；咨之以计谋，以观其识；告之以祸难，以观其勇；醉之以酒，以观其性；临之以利，以观其廉；期之以事，以观其信。”七观法中，前四种属于问答法，后三种是利用特定情境诱导出所要观察的行为品质。可以说，现代的情景模拟评估思想，诸葛亮早就提出过。
三国时，刘邵提出了鉴别人的才性的八观五视法。八观是：观其夺救，以明间杂；观其感变，以审常度；观其志质，以知其名；观其所由，以辩依似；观其爱敬，以知通塞；观其情机，以辨恕惑；观其所短，以知所长；观其聪明，以知所达”。五视是：居，视其所安；达，视其所举；富，视其所由；穷，视其所为；贫，视其所取。八观五视法中，“观其感变，以审常度”是从变化下的行为特征测人的态度；“观其志质，以知其名”是从气质上了解人的才性；“观其情机，以辨恕惑”是从动机、需求测人的情绪，判断行为；“观其爱敬，以知通塞”是从交往中测定人际关系。这些评估思想，对于现代人员素质评估理论和方法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中国古代，对人员素质的评估不仅反映了善于听其言，察其行，试而后知的一面，还提倡在“识贤”时，要善于听取群众意见后去“量人”和“论人”。孟子曾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这是告诫人们在对人员素质进行判断和评价时，一定要听取群众的意见，而不能只凭个人的一隅之见。可见，民主评议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
4在中国古代，测评与选拔制度紧密相联，并形成了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用人指标和标准体系
唐、宋、明、清官吏选拔的制度，统称为诠选制。“诠”，是衡量轻重的器具，后引伸为人员测评或主管考核的职位；“选”，是说选拔人才，从这一词的构造上足见两者联系的紧密程度。明智的统计者或思想家，往往把测评作为官吏制度的起点和重要环节。
据甲骨文研究表明，商殷王朝的官吏就是按职责和能力的不同，分为臣正、武官和官吏三大类六十一种职务。
墨子在《尚贤》中说到，要“察其所能而慎予官”“听其言，迹其行。”表达了对人才要经过实际考查方能任用的主张。荀子在《荀子•君道》中提出：“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强调了坚持德才标准，量能授官的思想。管仲在《七法》篇中强调：“成器不用”。就是说，凡人才，不经过测评不使用。十六国时，前秦皇帝符坚问高泰治国之本，高泰回答：“治本在得人、得人在慎举，慎举在核真”。说明了测评是用人的关键。
在中国古代，适应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统治者和思想家主张按一定的标准来评估人员的素质。
我国古代最早谈及对人员素质坚持按标准评估的典籍当推《尚书•商书》。书中记载：“任官唯任贤，左右惟其人”。即指君主选人为官，只能是贤而有德的，才而有能的。至于辅佐在左右的大臣，又必须于贤才之中择其优者。这种贤者应具备的素质，按《商书》上说，即是“德”与“才”两个方面，而“德”与“才”包括的内涵，根据《周礼•大司徒》中记载：周代举贤取士是按大司徒(中央主持政务的长官)制定的“德”、“行”、“艺”三个方面，经由乡里考查选拔而出的。可见德才包括“德、行、艺”三个方面。书中又记载：“德”可分“六德”，即：“知”(识别是非的能力)、“仁”(公而无私)、“圣”(通达明睿)、“义”(有恩谊)，“中”(诚实)，“和”(谦和)；“行”又分为“六行”，即：“孝”(善事父母)、 “友”(兄弟友爱)、“睦”(亲其九族)、“姻”(亲其外亲)、“任”(信任朋友)、“恤”(赈贫济困)；“艺”分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古人认为，“德”没有具体行动去体现就会变为空说而难以考查，所以主张“辩六德必查六行”。“六德”“六行”均属上乘而又通晓“六艺”者，那就是德才兼备的贤士。这套古代人员素质评估标准，自春秋战国以来，就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推崇，被奉为“先王法典”，并且在如何掌握德才标准方面，不断总结经验而加以提高。
关于德才之间的关系，宋代历史学家司马光曾有过精辟见解。他说：“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之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还说：“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受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致于颠覆者多矣。”这里，司马光明确指出了德才的具体内容，也就是思想、行为、技能等素质要素。他特别强调了德的作用，指出虽有“才”但缺“德”，会导致国家灭亡。
1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在自己的研究与实践中发现了人类个体差异的存在，并且认为这种差异是可以度量的
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上说：“他人有心，余付度之。”这里的他人之心，其含义大致与我们所讲的心理素质一词相同。
孟子在二千多年前曾说过：“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孟子《孟子•梁惠王》)其含义是：物质可以用衡器度量轻重长短，人的心理能力和个性特征也是可以测量的。
我国汉代的桓谭对人的素质的差异性与差异性的度量的认识更为具体。他说：“凡人耳目所闻见，心意所知识，性情所好恶，利害所去，就亦皆同务焉。若才能有大小，智略有深浅，所明有照，质行有薄厚，亦则异度焉。”这段话不仅指出了人的心理活动的各个方面有异同，而且揭示了人的心理活动有“异度”，其中“大小”、“深浅”、“照”、“薄厚”，就是对人的内在心理素质活动特征进行评定的数量化意识。
三国时期，魏国的刘邵在研究“人的才性的性质和基本构成”的基础上提出了“能出于才，才不同量”的思想。
2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人的才能表现为人的外在行为，通过对人的外部言行的观察，可以了解一个人的素质特性，从静态和动态中去观察人的行为特征和评价人的素质
约在公元245年，刘邵编著了《人物志》一书。1937年，被美国编译成题为《能力的研究》一书，并公开通过美国东方学社出版。在这本书中，刘邵对人的内在素质的特性与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评估人的心理素质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刘邵认为人们的才能和性情是通过其外部行为可以鉴别的。他把这种外部表现概括为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九个特征。称为“九征”。通过这九种外部表现，可以观察到人们的才能和性情特点，他还提出了从心理角度来测评人的素质的新思想，如“观其情机，以知通塞”，阐明从动机和需求出发来得知人的情绪，以便进一步判断其行为。对观察人的行为，他提出了既要观察一个人在变化条件下的行为，又要观察在稳定条件下的行为表现。如“观其感度，以审党度”。必待“居止，然后识之”等。这些评估思想，具有朴素的心理学、行为学和社会学的原理。
3在中国古代，人们在实践中摸索出了许多对人的素质进行评定的方法，其中有的方法具有现代西方的情景模拟法的特点
孔子对人的素质差异性及人的行为的观察分析有较深的研究。他认为，人是存在个性差异的，而“知人”最为困难。如何才能知人呢?孔子提出：“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这就是说，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要观察他的行动，即：“视其所从，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只有通过长期的观察、考查和审度，才能了解人的个性及其特异之处。孔子还提出了观察人的九种方法：“远
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率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侧；杂之以处而观其色。”
诸葛亮特别借重言词问答法，用以作为内在素质鉴定的手段。他在《心书》中提出七种知人性的方法，即“问之以是非，以观其志；穷之以词解，以观其变；咨之以计谋，以观其识；告之以祸难，以观其勇；醉之以酒，以观其性；临之以利，以观其廉；期之以事，以观其信。”七观法中，前四种属于问答法，后三种是利用特定情境诱导出所要观察的行为品质。可以说，现代的情景模拟评估思想，诸葛亮早就提出过。
三国时，刘邵提出了鉴别人的才性的八观五视法。八观是：观其夺救，以明间杂；观其感变，以审常度；观其志质，以知其名；观其所由，以辩依似；观其爱敬，以知通塞；观其情机，以辨恕惑；观其所短，以知所长；观其聪明，以知所达”。五视是：居，视其所安；达，视其所举；富，视其所由；穷，视其所为；贫，视其所取。八观五视法中，“观其感变，以审常度”是从变化下的行为特征测人的态度；“观其志质，以知其名”是从气质上了解人的才性；“观其情机，以辨恕惑”是从动机、需求测人的情绪，判断行为；“观其爱敬，以知通塞”是从交往中测定人际关系。这些评估思想，对于现代人员素质评估理论和方法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中国古代，对人员素质的评估不仅反映了善于听其言，察其行，试而后知的一面，还提倡在“识贤”时，要善于听取群众意见后去“量人”和“论人”。孟子曾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这是告诫人们在对人员素质进行判断和评价时，一定要听取群众的意见，而不能只凭个人的一隅之见。可见，民主评议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
4在中国古代，测评与选拔制度紧密相联，并形成了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用人指标和标准体系
唐、宋、明、清官吏选拔的制度，统称为诠选制。“诠”，是衡量轻重的器具，后引伸为人员测评或主管考核的职位；“选”，是说选拔人才，从这一词的构造上足见两者联系的紧密程度。明智的统计者或思想家，往往把测评作为官吏制度的起点和重要环节。
据甲骨文研究表明，商殷王朝的官吏就是按职责和能力的不同，分为臣正、武官和官吏三大类六十一种职务。
墨子在《尚贤》中说到，要“察其所能而慎予官”“听其言，迹其行。”表达了对人才要经过实际考查方能任用的主张。荀子在《荀子•君道》中提出：“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强调了坚持德才标准，量能授官的思想。管仲在《七法》篇中强调：“成器不用”。就是说，凡人才，不经过测评不使用。十六国时，前秦皇帝符坚问高泰治国之本，高泰回答：“治本在得人、得人在慎举，慎举在核真”。说明了测评是用人的关键。
在中国古代，适应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统治者和思想家主张按一定的标准来评估人员的素质。
我国古代最早谈及对人员素质坚持按标准评估的典籍当推《尚书•商书》。书中记载：“任官唯任贤，左右惟其人”。即指君主选人为官，只能是贤而有德的，才而有能的。至于辅佐在左右的大臣，又必须于贤才之中择其优者。这种贤者应具备的素质，按《商书》上说，即是“德”与“才”两个方面，而“德”与“才”包括的内涵，根据《周礼•大司徒》中记载：周代举贤取士是按大司徒(中央主持政务的长官)制定的“德”、“行”、“艺”三个方面，经由乡里考查选拔而出的。可见德才包括“德、行、艺”三个方面。书中又记载：“德”可分“六德”，即：“知”(识别是非的能力)、“仁”(公而无私)、“圣”(通达明睿)、“义”(有恩谊)，“中”(诚实)，“和”(谦和)；“行”又分为“六行”，即：“孝”(善事父母)、 “友”(兄弟友爱)、“睦”(亲其九族)、“姻”(亲其外亲)、“任”(信任朋友)、“恤”(赈贫济困)；“艺”分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古人认为，“德”没有具体行动去体现就会变为空说而难以考查，所以主张“辩六德必查六行”。“六德”“六行”均属上乘而又通晓“六艺”者，那就是德才兼备的贤士。这套古代人员素质评估标准，自春秋战国以来，就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推崇，被奉为“先王法典”，并且在如何掌握德才标准方面，不断总结经验而加以提高。
关于德才之间的关系，宋代历史学家司马光曾有过精辟见解。他说：“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之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还说：“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受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致于颠覆者多矣。”这里，司马光明确指出了德才的具体内容，也就是思想、行为、技能等素质要素。他特别强调了德的作用，指出虽有“才”但缺“德”，会导致国家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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