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创新争取上市 温州企业逆境中寻求生存

    一举获得价值约1亿8000万元(人民币，下同，约3600万新元)北京奥运电缆设备工程的兴乐集团，与温州大大小小的企业一样，是一门家族生意。不过，这家企业六七年前换了新主管虞文品后，迎来新作风，其经营权和所有权分别落在两批不同的人手上：受聘的专业经理带来技术与新思维，负责日常经营与管理，工资是他们能力的回报；重大问题仍由董事决策或在股东大会上通过，股东的回报是公司的分红。换言之，公司的股东可以是普通员工，他们的主管则是受薪人士。

    然而，这么做也并非没有问题，虞文品(38岁)说，股东以权力制约上级的行为时有所闻，使管理缺少“干净的力度”。为了让公司治理更规范(特别是规范股东的行为)，这名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正积极为公司筹备上市。

    在其温州“电器之都”柳市的办公室内，虞文品语重心长地说：“不规范有不少潜在的风险，不规范的公司更快破产。”

    上世纪90年代初，虞文品的父亲虞一杰联合三个弟弟，一起投资造电缆。虞一杰一厢情愿地认为，身为长兄，说话会有分量，几个兄弟又很团结。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企业内部几年后就出现严重分歧。1995年，电缆厂一分为二，虞一杰和其中一名兄弟到柳市重新筹建兴乐电缆公司，几年后，兄弟俩又出现矛盾。两次分家，让虞一杰恍然大悟，不按经济规律办企业，就算是兄弟，也很难长期合作。

    虞文品显然也明白个中道理，他指出，兴乐去年的销售额高达71亿，但快速的发展引发了新问题。“我们是从小企业做起的，一个好的员工不一定是好的管理人员，我们必须进行大幅度的内部调整。”

    上任以来10多名员工相继离去，虞文品对此并不讳言。“今天，公司才走了位高管，他的技术程度很高，但爱耍权力，与同僚和下属的沟通太差。员工可选择企业，公司也有权利选择员工，我敢说：员工可跟公司吃三年苦，就可享30年福。”

    他鉴于公司缺乏人才，不愿贸然到国外寻求上市，也希望通过上市吸引到高级和优秀人才，并达到品牌效益。“要上市，公司还得接受大规模的审查和审计，提升可信度。再说，通过股票交易，从各方对股票的涨跌分析，公司可获得大量宣传，是品牌的推广。上市的最后一个目标才是融资。”

    企业上市热情高涨

    近期，中外媒体不断报道，不少注重外贸的温州企业因各种原因陷入困境，包括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上涨、中国出口退税降低及人民币升值。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受访时说，调研显示，有20%左右的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况。他举例，去年温州的“紧固件”(五金类)行业有3000多家，今年统计只剩下1900多家，而包括服装行业至少两成中小企业也处于停工或半停工处境。此外，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提供的报告显示，近几个月倒闭转产的温州鞋企有70多家。

    尽管如此，虞文品以同行都得面临相同的大环境为理由，不该感到害怕，并指出可以通过更多分析与研究，以及同相关政府部门合力解决问题。2006年，面对国际铜价上涨两、三倍，兴乐集团就研制出“铜包铝”电缆，产品的用铜量比同类少了至少一半，降低成本二至三成。

    周德文告诉本报，上市和创新正是温州企业扭转恶势的两种做法。
他说：“实际上，温州企业正进行各种尝试，包括上市，原来温州人对股市是很感冒的，温州人是不炒股的。前几年，温州的民营企业几乎没几家上市，现在有四家民营企业上市了，有在海外上市或国内借壳上市等。”

    他解释，温州人一直从事制造业，喜欢做“看得见，摸的着”的事。“比如买一间房子，不管房市如何变化，钥匙在自己的口袋里，觉得很放心，但股市就一张纸。”

    然而，面对国家宏观调控，加上意识到上市能从资本市场得到大量资金，可把本业“做强做大”，引进新技术等，温州企业上市的热情高涨。

    周德文透露，今年有10家温州企业准备在中外上市，当中有两家要到新加坡股市上市。未来四五年内，则还有50家企业准备上市，未来10年内会有200家企业上市。他认为，温州和新加坡都是“弹丸之地”(温州的土地面积有1万7000平方公里)，而且土地资源也很紧缺，可进行更多方面的合作。

    他说：“我觉得新加坡有很多东西值得温州借鉴，其中一个是新加坡发展了很多‘飞地’，就是不把制造业放在新加坡，而是以技术和资本，与苏州等地合作。这个理念很值得温州学习。”

    他希望新加坡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能与温州的民营企业进行嫁接：“现在新加坡的股市盘子可能还不是很大，如果能够瞄准温州市场也是很不错的，因为温州有这么多企业在国内上市是很难的，到现在为止中小企业板已经有200多家在中国证监会排队，还不知道排到什么时候。”

    他说：“很多人都说温州人的头发丝都是空心的，因为他很注意外部环境的变化，捕捉一些赚钱的商机，有机会就能及时抓住。”

    走出去就有路

    由于欠缺土地资源，机灵的温州人“走出去”的步伐日益加快。周德文指出，温州每亩的工业用地在50万元到200万元之间，就算是商业趋之若鹜的苏州工业园区的土地也“只要几十万元一亩”，这种情况对温州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很不利，导致许多企业走出国门。

    他说，据温州官方统计，有50万人在海外，他则估计有80万人在国外做生意或办厂等。“走出温州，到一些资源比较集中，战略地位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劳动力资源比较便宜的地方，或者经济欠发达的地方去发展，这又是一种路，走出去的企业可以走另外一种道路。”

    例如，一些温州企业就在劳动力比中国低的境外设立分厂，包括在东南亚的越南和柬埔寨以及印度，并在土地便宜的俄罗斯办工业园；有些则基于战略布局，如觊觎美国发达的汽车制造业，而到美国办厂。

    之前有媒体报道说，不少温州商人正走到中东去。对此，周德文认为在诸如沙特阿拉伯的地方设厂规矩和限制太多，从事制造业的温州商人并没有优势。

    另外，有些企业基于没有能力使产业升级，只好迁向中国西部，汲取其丰富和较低的劳动力资源。部分容易造成环境污染的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也都转移到内部地区去，如制革业大量转移到山东，重庆和四川也都出现了温州鞋都。不过，周德文不忘强调，往内部地区迁移的产业通过更高新的技术，不把污染问题转移异地。

    不得不到“飞地”生产
昂贵的土地使不少温州企业不得不到周德文口中的“飞地”生产，前年才投入运作的温州安徒生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就是其一。公司总经理陈松如说，目前婴儿用品、童装、玩具和礼品等生产，都在诸如昆山等上海周边地方进行。他说，公司也曾在广州中山生产，但去年八月遇上产品质量不好，回收产品而亏损了几十万元后，决定不再跟广州厂商合作。

    42岁的陈松如做过不少生意，起初都不成功还辗转到丹麦工作，却在那里取得制造安徒生儿童用品的专利。他说，目前的“虚拟经营”不但吸引了经营连锁销售店的伙伴，也为优质厂商敞开合作大门。陈松如形容这种合作模式为温州人“抱团”精神的体现。温州人做生意“抱成团”是出了名的，只要有利可图，“温商”总是一团团地出现在那个地方，可是原本积极的资源共享，却被不少人看成“炒房”等投机活动。

    “温州制造”是“中国制造”的缩影

    周德文说，国家在温州的投资少(1949年至1980年，只投资了6亿5000万元)，温州交通条件又很差，而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土地是生存的最基本要素，缺乏土地的温州人只好自己创业，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在家里办工厂、前店后厂，生产一些小商品，形成比较发达的民营经济。

    据了解，这个浙南小城生产了中国全国1成的服装、2成的鞋、60%的剃须刀、65%的锁具、80%的眼镜、90%的金属外壳打火机和9成的水彩笔，其低压电器、五金制品、汽车与电单车配件等在中国，都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有人说，温州制造的崛起就是中国制造发展的一个缩影。

    尽管温州也如中国其他地方的制造业般面对困境，但周德文还是觉得其情况远远不如珠三角的东莞：

    “东莞的民营企业外向型成分比较重，而温州是土生土长的，正因为是野生的，生命力就比较旺盛。第二，温州的民营企业大部分都是自有资本，不会看着自己的钱流到水里去，让它(企业)垮掉，就像自己的孩子，死也要把他救活。东莞很多都是中外合资企业，合资企业一看势头不对，就像韩资企业撤了，跑到越南去投资，到印尼甚至到印度去合资。”

    周德文也认为，温州民营企业的机制相对灵活，就是“船小好调头”，但他还是希望中国各级政府能够重视温州企业所面对的难题，做出一些政策调整，协助一艘艘小船抵抗风浪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