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港企业外迁并非完全是坏事情

    近日，香港贸易发展局组织了43位香港制衣和制鞋业代表，“抱团”赴越南和柬埔寨进行考察，此次考察的主旨非常明确：让有意迁移生产基地的香港成衣及鞋业代表评估搬迁的可能性。从2007年6月开始，不到1年的时间里，这已经是港贸发局第二次组织港企团体“亲密”接触越南和柬埔寨。从去年香港工业总会发布调研报告称珠三角万家港企将面临倒闭危险到频频接触越南、柬埔寨、印尼等国家，此前更多停留在意向层面的港企外迁动向，正在进入行动阶段。（5月22日《南方都市报》）

    曾有论者担心，越南、柬埔寨、印尼等国政局不稳，并且当地容易发生经常性的罢工潮，对于在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投资的港资制造业外迁、寻找廉价劳动力和投资成本较低的地区实行产业转移，也不一定是多么好的事情和选择。我也曾一度这样思考。但是作为企业有固有的本质属性，即盈利状况，企业利润是根本。如果在投资成本、劳动力、资料价格、税收等都不占据优势的情况下，选择外迁“出逃”总比坐地“等死”要好。

    作为制造业集散地珠三角也好、深圳也罢，港资企业外迁必然让国内经济以及产业调整出现巨大阵痛，退一步说，不完全外迁或局部迁移，也难以避免这样的阵痛——消减当地制造业经济产值比重下降（全国经济产值也可能同期下降）、就业压力增大；然而没有阵痛，不足以挽救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问题，要想调整现有中国制造业困居，实现产业升级，需要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精神。

    单就制造业外迁或局部外迁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情。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市场经济行为，市场会自动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如果一地、一区少了某一类别、行业的企业提供生产供给，那么类似的企业就可能有新的生机，因为巨大的市场缺口导致它多生产、以及提高生产效率；也会伴随着新一批的企业投资到某些社会商品供给短缺的领域进行投资，就像制造业不赚钱了，很多企业老板把厂子卖掉转向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投资一样，如果企业外迁带来更多的市场或者市场竞争压力减缓之后，那些一度流向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的资金还会回流，重新配置到制造业领域。

    并且，在原来那些规模大、效益大的企业完成产业升级之后，这些新的资金投入或企业投产也不会再走原来的短视低端产业链条，随着更多的社会资金回流合拢，他们（投资人）也会想办法优化资源配置，一上马就会直走产业升级以后的投产。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他们不这样做的话，还是没有市场竞争力，可能面临又被套牢或淘汰的结局，我想是没有多少人愿意这样干的。

    其次，那些主要针对出口贸易的制造业外迁，对于缓解中国巨额贸易顺差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经济风险来说，也是很好的事情。它省去了行政手段调控主要针对贸易出口企业的弊疾，比如中国政府对于出口业的限制遭遇个别西方国家的不满，日前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中国政府于5月21日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交的一份报告中重申“中国政府的决心，表示将通过刺激消费需求、而非依赖投资和出口来实现经济均衡前行，要在发展制造业的同时大力促进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随后，美国驻WTO大使奥尔盖耶(Peter Allgeier) 表达了美国对中国经济政策不满，他指出，中国试图透过“扭曲贸易”的工业政策来保护国内企业，制造了压力。同时还补充说，这些反映出中国尚未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由此看来，对于主要针对出口贸易企业外迁，既可以消解国际政治壁垒，也可以达到主动减缓依赖出口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限性，进而转向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从这一层面来说，都是一件上优选择。

    古人讲“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用我们俗话讲就是“有得有失”。制造业以及主要针对出口贸易企业外迁，甚至使得到的比失去的要多得多。

    话说过来，在企业大面积外迁的同时，也要谨防企业外迁带来的经济阵痛问题，其实就是民生保障问题。因为企业外迁带来的是就业岗位缩减或失业率增加的问题，这对于那些工薪阶层、特别工资性收入占全部收入比重最大的一部分群体的生活保障带来潜在危机，一是，到底这样的产业外迁之后的阵痛有多长？二是，那些失去工作岗位的群体能够坚持多久的基本生活保障？二者折衷之后就是那些失业群体在陷入基本生活保障困境之前能否就业、化解危机？这是个问题。

    这种情况下，我想还是尽政府力所能及的范畴，优化投资环境，最大限度的帮助企业完成产业升级，特别对于中小企业的现存困境要想办法解决。但是，这并不是长治久安之策，有时可能伴随着政府所谓“帮助行为”出现“行政干预”的角色错位。终其一点，政府应该少管制、脱离管制，把更多的调控政策、力度指向当前的财税体制、金融体制以及占据很多资源配置份额的国有垄断企业身上。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继续深入市场化改革、优化资源配置（生产资料配置、金融资源配置等），应该说仍是中国经济调控的主要症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