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的堕落

    次贷危机以来，谈及对中国的影响，人们首先想到我们的金融体系，其次就是珠三角。事实上，还有一个地方伤得不轻，这就是温州。

　　根据有关方面的数据，2008年上半年，温州有近20％的中小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6万企业命悬一线。整个上半年,温州的生产总值增幅首次低于全国平均增速,创下199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工业总产值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在浙江省更是双双处于末位。温州“堕落”如此，实在令人叹息。

　　曾几何时，在中国经济版图上，温州模式与“深圳模式”和“苏南模式”并行天下，影响巨大。

　　向上追溯，温州模式源于1985年，上海《解放日报》当时头版报道，第一次将“温州模式”定义为代表了企业家(或民间)推动的发展模式。尤其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正式提出“温州模式”后，温州模式更是广为流传。

　　但很快，温州模式就遭遇第一场尴尬，皮鞋等假冒伪劣产品过多，被全国唾弃，成为温州模式的第一场危机。

　　之后，温州人烧鞋撕衣，重整旗鼓，不仅改善了产品质量与温州形象，继续保持服装（占全国10％）、鞋业（20％）、剃须刀（60％）、锁具65％、眼镜(80％)、金属外壳打火机(90％)等产品的龙头生产地位，还创出了正泰集团、红蜻蜓、奥康等系列知名品牌。

　　同时，温州还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全国第一份私人工商执照，全国第一批股份合作企业，全国第一个实行金融利率改革，全国第一个制定私营企业条例，全国第一个实行全社会养老保险，全国第一座农民城，全国第一个农民包机公司，全国第一个跨国农业公司等。

　　但其兴也忽焉，其衰也忽焉。

　　温州模式的第二场危机始于2003年，当年上半年，温州GDP增速在浙江省已退居倒数第二，到七八月份更是跌至倒数第一。本市民营乏力，引进外资又停滞不前。2003年1至8月份，温州引进外资只有区区0.8亿美元，只有宁波的1/10、杭州的1/5，其外贸出口总额也只有宁波的1/4、杭州的1/3。

　　到2006年，温州生产总值1834.38亿元，同比增长13.3％，从增速上比较，GDP增速已经低于长三角城市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居长三角城市第15位，在浙江省居倒数第二位。

　　到2007年，情况更是糟糕，温州有超过20％的打火机企业没有销售记录。打火机企业数量以每年30％的速度递减，目前已从一年前的600家左右锐减到现在的不到100家。而作为支柱产业的鞋企，数量也从2003年的5000家，降至今年的2600家。

　　“温州模式”危机全面显现。

　　温州模式的失败与苏南模式并不完全相同。苏南模式是乡镇企业的暴发与暴毙，是集体所有制的辉煌与衰落，但温州模式不同，温州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产权隐患，都是私营或家族企业。

　　温州模式这一次的危机不是产品质量，也不全是因为次贷危机的传导，而是快钱惹的祸。

　　位于温州永嘉的红蜻蜓集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董事长钱金波曾经向媒体表示：“温州企业搞多元化，纯粹是想挣快钱。”房地产、百货、金融、教育，服装领域，什么行业来钱快干什么。

　　自2003年开始，温州企业已经很少再投资金用于公司扩张，而是开始炒房，温州炒房团几年来闻名全国。2005年开始，温州人更是投身股市和黄金市场。

　　在股市溃败、房市停滞之前，聪明的温州人又先转身PE，搞起了风投和民间借贷。

　　次贷危机爆发后，迅速传到中国珠三角，并没有直接冲击温州，但要命的是，次贷危机诱发了更严重的金融风暴，全球房市、债市、股市、黄金都紧跟着进入绿色通道，温州人看中的快钱机会迅速消失殆尽。

　　温州人突然间又重新意识到，还是实体经济最可靠，但已经晚了，经过几年的荒废，他们已经基本上全部错过了产业升级的最佳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