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砸鞋底到当高管 第一代农民工今昔

    有人说，第一代农民工就像刚恢复高考时的“老三届”大学生，他们虽年龄相差悬殊，但在打工一族中，却“风骚”独具。20年左右后的今天，他们又各自“飘落”何处？

　　A 溯源

　　谁是第一代农民工？

　　按事先的想法：珠三角第一代农民工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初到珠三角打工的，于是记者找到东莞市虎门镇经贸办主任谭志强，他犯难了：真找不到，90年代初的倒有！

　　面对同样的问题，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第三任厂长唐志平也寻思了好一阵：太平手袋厂建厂（1978年）前十年，厂里几乎都是虎门人。到1986年前后，由于工厂业务扩大，人手不够，他们才到江西招了一些农民工。到1990年唐志平离开厂时，农民工也只有100多人，但三年后，太平厂基本上都是外来工了。事实上，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深圳的暂住人口增加了100万。1990年后，“农民工”代替“民工”的称法风靡坊间和媒体。

　　奚尚仁上世纪90年代初从东北来到深圳蛇口。他说，事实上，珠三角第一代农民工，应该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从粤东粤西（大部分）农村走出来、在深圳蛇口和深圳关内打工的那群农民。然而，具有标志意义的，则是深圳关外的宝安、龙岗以及相邻的东莞，接纳的第一波“民工潮”。

　　谭志强说，在虎门镇现有100万左右的打工者中，“80后”占绝大多数，如果将他们算为第二代农民工，那么上世纪“60后”、“70后”算是第一代，而90年代初的“民工潮”中，“70后”占多数。

　　从2001年开始，每年的5月12日，至今还在东莞打拼的老梁总是和1991年5月12日一起从河南故始县同车到东莞的50名工友聚会。“从来没到齐过，现在越来越少。”老梁说，那50人，估计有30%自己创业、30%留在企业、余下的回家了。与老梁同一车来的程晓磊，如今做到某企业的高管了。他说，他们那一代农民工，回家的虽占多数，但真正回到农田里干农活的很少，在家开店、跑生意等居多，而且大多都搬到县城或镇上建房，成了城镇人了。

　　B 故事

　　当老板压力最大的是企业管理

　　打工仔李兴国，用了近20年时间，完成了出“农门”、进“城门”、再出“国门”的“三级跳”；“多余人”老梁，在珠三角“打圈”近20年，三次就地“转型”，成了打工“皇族”。打工妹王馨，偷师学艺，在内地老家与东莞，复制了自己的“前店后厂”

　　第一代农民工多已离开南方，回到家乡。不过，与他们中的留守者对话，不光是忆往昔，更多则是对第一代打工人经历的思考和沉淀，因为第二、甚至第三代打工者还在南下。前者之行，后者之师。

　　从打工者到跨国企业高管

　　10月5日，李兴国从河南省故始县乘大巴赶到合肥，从合肥乘机到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再从这儿转机到印度尼西亚，结束了10天的休假。

　　他，从18年前东莞一家台资企业的打工仔，如今成为这家鞋企驻印尼的高管，他是那个时代同龄人的骄傲，但令他不能释怀的是：今年，自己的儿子高中未毕业也来到了东莞打工。

　　今年40岁的李兴国，从进车间当操作工、在流水线上用小锤子砸鞋底开始，用了11年时间，从一个农民打工仔到车间组长、主管、科长，一直做到生产车间的课长；从2003年10月起，他被公司派往越南、印度尼西亚负责新厂的管理至今，完成了从河南一个山村到中国南方城市再到国外的三级跳，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国际企业高管。

　　作为公司外派的管理高层，李兴国感觉到目前在越南和印尼的工人，和国内的第二代打工者非常相似。他们在工作之外追求的是享受和自由。当然，不同于国外员工的是：国内的第二代打工者，思想开放，接受新事物快。

　　老梁的三次“转型”

　　老梁，兄妹八人排行老四。前18年，在老家度过他的童年和少年；后18年，在东莞、中山完成他的成人礼：三次转型。他指着老家两层灰色的平房和旁边的老婆，“这是我当初到东莞打工的全部梦想！”

　　1991年4月，当时瘦小的老梁来到东莞的裕元厂。老梁最初分到鞋底厂的橡胶备料科。虽然每天都要工作13―14个小时，但老梁没有怨言：因为一顿四菜一汤的伙食就足以让他留下来。1993年底，在工厂几万员工中，老梁被评为“五一劳动模范”，也因此被提拔为车间主管，于是1995年作为外派干部，老梁调往裕元鞋厂中山市分公司。

　　1996年，老梁有了5万元存款，终于撑起了老家的两层平房；这一年，老梁辞职了。随后，老梁先后摆过卖卤菜的夜市小摊，开过露天烧烤场，开过酒楼。2003年7月7日，老梁申请了一个专做物流咨询和汽车服务的公司，一门心思地做起了汽车服务的生意。2004年，老梁公司名下的车辆达到几百台，并且成立了专门的队伍负责货源的寻找跟踪、车辆年审、违章处理、上牌等，随后老梁又增加了车辆保险代理业务。

　　老梁的打工事业从此蒸蒸日上，他的总结是：打工的不如为打工者服务的！

　　打工妹复制“前店后厂”

　　在东莞市厚街镇敖台村一条较为偏僻的巷子里，两幢四层的楼房，是王馨兄妹企业的“前店”。

　　1989年7月，16岁的王馨怀揣着母亲卖黄豆凑下的路费，与100名同乡打工妹来到东莞长安镇一个名叫开达的合资玩具厂，开始了她的打工生涯。后来，她先后转到厚街一家珠宝店做过销售，在一家台资贸易企业当过业务员。

　　当一辈子打工妹肯定发不了。1997年5月，王馨兄妹三人走上了自己创业的道路，他们先是租了一套三房一厅的房子，做起了贸易。一年后，他们也租了一块厂房，买进几台机器做简单的来料加工。2005年，河南新野县党政一把手来到东莞王馨兄妹的公司参观，劝他们回家创业。王馨说，最终他们选择“前店后厂”的发展模式。“东莞是‘前店’，主要接单、研发、贸易、仓储、采购等，河南是‘后厂’，主要负责生产加工。”

　　王馨说，现在感觉最大的压力是企业管理，她想明年和后年一定要抽空去读读书，为此她招了两名主管销售和生产的副总，其中一名是台湾同胞。说到这儿，王馨笑了：过去，我给台商和港商打工，现在我们请来台湾同胞和香港同胞帮我们打理企业。

　　C 变化

　　当两代农民工相遇

　　如今留在珠三角的第一代农民工，多数成了管理者。但当他们遇上了第二代农民工时却有些犯难。

　　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四川籍钟立新，自称是农民工的“老三届”。90年代初随“民工潮”卷到了深圳，当时自觉与“70后”工友有些“代差”。但真正让他觉得有“代差”的是上个月：他的企业刚迟发一天工资，他就接到广州市某区劳动局的投诉处理电话。

　　在谈及现在的企业管理时，多数第一代农民工创业者首推现在工人难管。程晓磊说，他们当初进工厂是要军训做早操的，但现在工人认为，做操是在工作之余，不计算工时、不给工资，这就是不尊重员工的自由，于是投诉到品牌客户那里，现在工厂干脆取消了做操和军训。

　　程晓磊是一家大型台资鞋厂人事培训负责人。他说，第一代农民工生长在农村，为生存才进城；“80后”虽生长在农村，但父母多数在城里打工，家里吃穿不愁，又从小养成独立个性；“90后”干脆生在城里学在城里。到现在，“祖孙三代”农民工会一样？

　　而老梁的结论是：那时我们是一个岗位三个人等，现在是两个岗位等一个人；过去是“民工潮”，现在是“民工荒”——打工市场的需求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