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草鞋穿皮鞋自己说了算

    1984年我读高一，有一天放学回家，看见大姨正拉着我母亲的手说话，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那个苕货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非要嫁给一个没单位的。”大姨说的“苕货”（湖北方言，傻瓜）是我表姐。连同我姨父、表哥在内，他们一家四口都在自来水厂工作，按月领工资，大姨自然不能容忍女儿嫁给一个早起卖馄饨的。

    20多年前，城市里几乎每个成年人都有单位，有很多家庭甚至全家人都同在一个单位，比如大姨家在自来水厂，我家在棉纺厂。通常的情况是，一家人吃穿住行、生老病死，包括子女就业，都由单位负责。城市青年大多子承父业，到了该工作的年龄就接父母的班；农村的情况也一样，实行包产到户之后，绝大部分农村孩子长大成人后只能选择耕种家里承包的责任田，几乎没有其他出路。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整个社会就像一台运转超级稳定的老式机器，虽行动缓慢，但从不偏离轨道，大多数人都是这台机器上的螺丝钉，一辈子都呆在固定的位置上。虽然有少数人可以通过高考和参军入伍改写个人命运，但这种改变是有限的，当他们离开校园或军营的时候，就成为“革命的一块砖”，必须坚决服从国家的分配。

    就在我表姐出嫁的那一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严苛的城乡隔绝体制终于有所松动，城市的大门开始向农民打开。从此后20多年的发展看，当时这一举措对改写国人命运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1977年恢复的高考制度。自那以后，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向乡镇和城市转移，时至今日已形成波澜壮阔的打工潮。1999年，当14岁的王宝强在北京海淀区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挥汗如雨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来自河北的乡下孩子若干年后会成为红极一时的影视明星。这样“麻雀变凤凰”的故事并不是每一天都在我们的城市上演，但它确凿无疑地告诉那些进城农民工：从农民到市民的通道已经打开，只要你有梦想，不放弃，就有希望。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推进，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层出不穷。1977年高考的大门重新开启，此后每年为数十万乃至数百万青年学子提供了成就一番事业的途径；1979年国家实行原材料价格改革，鼓励个体户经商，“倒爷”一词不再是个贬义的称呼，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1984年开始的农民工进城，让“农民”这一职业不再成为世袭；1992年受邓小平南巡讲话影响，大批政府官员下海经商，“学而优则仕”不再是知识分子的最优选择；2005年，李宇春当选超女冠军，走“选秀”路线而改变命运的梦想开始在很多年轻人心中膨胀，尽管这个被赋予了民主内涵的成名方式在目前看起来还只是一个商业幻象。

    在这样的改变中，人们的择业观念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自主，越来越务实，越来越趋于多元化。在摆脱了国家制度层面的宏观制约之后，今天的年轻人也逐步摆脱了父母这一家庭因素造成的微观层面的制约，从城镇青年到农村青年，他们就业的地理空间大大扩展，从跨县、跨省到跨国家，基本不再考虑离家（父母所在地）的远近，由此造成的人口大规模流动客观上为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注入了活力。人们在择业标准方面，更加看重职业发展前景、施展才干机会、薪酬福利和工作环境，政治地位和职业等级观念逐渐淡化，“干什么”不再是评判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干得好”才是硬道理。于是，我们看到了北大才子卖猪肉，看到了月薪5000元的天价保姆。今年8月份，几位年薪超过10万元的吊车司机走进了央视的《状元360》。中国社会关于职业的描述，正在使三教九流的传统界限越来越模糊。

    “穿草鞋、穿皮鞋，就在今朝！”1977年高考前夕，一位考生曾如此这般发下狠话。30年之后，重新咀嚼这句表达内心愿望过于直白的“高考宣言”，尤觉意味深长，它向我们传递了一种坚定的信息：在今天的社会，只要你肯付出努力，永远不缺少向更高的社会阶层上升的通道。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就是要让所有人相信，即使今天过得不好，明天一定会好起来。而希望，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永恒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