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越坎

　　中小企业正在遭遇一场寒流。

　　2008年以来，在浙江、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不管是企业主还是外来务工者，对中小企业倒闭与停工事件，都已经麻木。

　　“五虎下山”，这是对中小企业倒闭或停工因素的通常概括。面对汹汹气势，中小企业无力招架，倒下就成为普遍性选择。

　　但是，倒下之后的连锁效应，将对就业、税收等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决策者，无不高规格重视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并且都在积极主动地探寻破解之道，帮助企业“越坎”。

　　虽然，到底有多少家中小企业会在2008年倒下？已无法得出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中小企业“入冬”却是不争的事实。这是继1997年、2004年之后的第三个民营企业“崩溃年”。

　　那么，在这个严冬里，政、企、银三方应该如何合力缝制“过冬的棉衣”？

　　五虎下山

　　一叶知秋。一棵圣诞树，或许就能折射出当下中国出口加工行业所面临的困局。那么，“五虎下山”是如何以不可阻挡之势，摧倒了“中国制造”这棵“圣诞树”的呢？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A区三楼的一间商铺中，店主何鹤平百无聊赖地守在彩灯闪烁的圣诞树旁，等待最后一批采购订单。

　　往年的6月至10月，圣诞老人都会准时把欧美家庭全年1/3的消费支出抛到地球的这一边，给中国的工艺品和玩具厂商们带来一年一度的狂欢。按照旧例，何鹤平的圣诞树也早该整齐地排列在集装箱内，驶往大洋彼岸。今年，圣诞老人爽约了，欧美订单缩水20%倒在其次，微薄的利润空间也压得“何鹤平们”喘不过气来。

　　此时，距离义乌千里之外的广东东莞，正传来全球最大玩具代工厂合俊集团倒闭的消息。圣诞节变成圣诞劫？200 8年底，中国众多玩具厂商的心头结上了严霜。

　　漩涡中的圣诞树

　　在浙江和广东的民营企业家口中，流传着“五虎下山”的说法。2008年以来，次贷危机、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提高、信贷紧缩，这五重叠加因素使得中小民营企业内外交困，失血严重。

　　一叶知秋。

　　一棵圣诞树，或许就能折射出当下中国出口加工行业所面临的困局。那么，“五虎下山”是如何以不可阻挡之势，摧倒了“中国制造”这棵“圣诞树”的呢？

　　肇始于华尔街的金融海啸，在打击欧美金融体系之后，逐渐传导至实体经济和消费领域，以往过度消费和过度负债的美国人，在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购物需求开始降至冰点。长期依赖欧美市场的浙江和广东制造业，无疑成为这条危机传导链条上的牺牲品。

　　“按照我们的统计，今年义乌玩具出口的降幅在20%左右。”义乌玩具行业协会秘书长童元智说，在西方国家，每年10月份开始到年底的圣诞购物季，几乎要占全年零售额的一半以上，玩具占比更高，因此，金融海啸对人们消费意愿的打击，直接影响了国内的玩具出口。

　　与国际需求下降同步，人民币升值也成为一个影响因素。不少接了订单的工厂，忽然发现自己按照当时汇率计算出的利润，竟然被人民币升值蒸发得一干二净。与此同时，国内原材料价格和人力成本非但没有下降，反呈陡涨之势。

　　成本因素正成为一张越收越紧的网，挤干了中小企业本来就很微薄的利润。一份统计资料显示，4月份，我国钢材、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12%，而工业品出厂价格仅上升5.3%，涨幅倒差从去年底的2.9个百分点扩大到 6.7个百分点。

　　以圣诞树生产为例，除去塑料，铁的购进价格涨幅高达60～70%。一棵1.5米高的圣诞树，树杆加上250多根树枝，至少需要6～7斤铁，仅此一项就导致成本上涨25%以上。

　　除去生产资料成本高企，随着《劳动合同法》的实施，2008年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劳动力报酬增长16%以上，给劳动密集型企业带来沉重压力。由于终端的产品价格涨不上去，成本增加对行业利润形成挤压效应，使得绝大多数传统品种的圣诞产品利润下滑到5%以内。甚至有商家称，有时候一棵圣诞树只能赚到两角钱。

　　“不生产等死，生产找死”，2008年银根紧缩，致使本来就存在贷款难、担保难的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以浙江为例，今年该省工行、农行、中行、建行新增贷款由2007年的1487.27亿元缩减为1093.69亿元，减少了四分之一。广东省中小企业局调查显示，广东95％的中小企业缺乏资金，资金缺口高达1.2万亿。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李子彬分析，我国中小企业间接融资只占2%，直接融资占98%，“ 千军万马都挤在银行贷款上”，但是，银行不给贷，高利贷又借不起，一些中小企业只好关门歇业。

　　次贷危机、人民币升值、原材料、劳动成本畸高加上信贷收缩，中国中小企业被逼进了一条“死胡同”。

　　“盛世危言”的升级路线

　　一棵圣诞树背后的辛酸，只是2008年底中国中小企业生存现状的一个投影。在此前长达10个月的时间里，病象早已浮现。

　　从区域来看，国人对中小企业的关注始于广东。年初，珠三角地区外商撤资，企业转移，诸多中小企业关门歇业，媒体掀起的舆论风潮还未能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在当地政府强力推动产业升级的背景下，多数人认为，珠三角数目不明的中小企业倒闭，不过是自然淘汰或者是产业升级的必然结果。

　　直到3月，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做客央视，抛出“温州20%中小企业面临停产和半停产状态”的盛世危言，才让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中国民营经济大省浙江。

　　6月中旬，浙江省经贸委副主任、中小企业局局长吴家曦以行政公文的形式，向国家发改委投书两封，陈述浙江中小企业发展困境及解决之策。7月初，一份题为“当前中小企业生存环境亟待改善”的调查报告，由浙江省紧急报送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办公厅等部门。

　　报告直言，浙江经济正处在产业升级转型期、国际经济波动期、宏观调控紧缩期“三叠加”的关键时期。“全省20 0多万家民企处境微妙，大量中小企业生存面临危机，关停并转增多，许多宏观层面上的问题仅靠地方政府、企业本身难以解决。”

　　地方频频发出言辞恳切的求救信号，终于在7月得到高层回应。7月4日至6日，6天时间，中央决策层领导调研了江苏、上海、广东、浙江、山东等5个沿海省市，与此同时，商务部、银监会、国税总局等负责人也纷纷出动。调研地域之密集、时间之密集、高层人物之密集，为建国以来罕见。

　　嗣后，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一份权威消息正式宣告，中小企业的“严冬”来临。中小企业司统计显示，全国上半年6. 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仅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倒闭就超过1万多家，有2/3的纺织企业面临重整，将导致超过2000万工人解聘。

　　7月，成为一个分水岭。

　　不仅仅在于中央高层关注所带来的心灵按摩作用，还在于此后情势所发生的微妙变化。

　　当中央和地方正在为饱受煎熬的中小企业赶制过冬“政策棉衣”的时候，浙江和广东两地开始传出龙头企业倒闭的消息。

　　从7月中旬到10月中旬，短短4个月间，浙江金乌集团、金义集团、一新集团、江龙控股集团、华联三鑫集团等5 家行业翘楚先后“倒塌”。10月17日，媒体又爆出位于东莞的全球最大玩具代工厂合俊集团的倒闭，中国出口制造业的危局开始露出狰狞面目。

　　如果说，此前社会各界对中小企业的倒闭是否“正常”尚存争议，那么颇具悲壮色彩的龙头企业的完结，则为争议画上了终止符。上半年，官方多用温和的词汇将“倒闭风潮”称为中小企业发展的平台期或者是盘整期，但是，下半年警报频频拉响，开始动摇民营企业熬过严冬的信心。

　　“谁将成为下一个”，惶惑犹如一个幽灵出没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有专家分析认为，此轮中国民营企业倒闭潮符合既往国际经验，将会经历三个阶段。初始阶段是一些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出现倒闭；升级阶段是部分大企业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第三阶段，由于大企业涉及较广的债务锁链，几家龙头企业倒闭将引发行业全面的债务危机，从而使破产和倒闭大面积扩散。

　　那么，近4个月来集中发生的大企业倒闭现象会带来什么结果？专家预测，这6家企业倒闭直接涉及的企业多达上百家，而涉及的债务规模则可能高达200-300亿元。如果加上企业间的互相担保，这一数据还将几倍、十几倍地放大。

　　可以预料，在未来半年乃至一年时间内，浙江和广东的企业界还将引爆一连串债务地雷，从而直接威胁两省在全国的经济领军地位。与此同时，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两个中国工业高速增长的引擎也将不可避免地失去强劲动力。

　　“中国制造”行将终结？

　　曾几何时，浙商和粤商是中国企业家中最具创业精神、最懂经营之道、最富权变意识的代名词。每一次风暴来临，它们总能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保护自己，找到存活下来的那条缝隙。

　　然而，为什么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那些尚能如浴火凤凰般涅槃重生的企业，在此轮倒闭风潮中却无法躲过劫难？为什么2008年在“五虎下山”带来的民营企业严冬中，浙江和广东两省反应尤为剧烈？这是当下中国制造业无法回避的两个问题。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坦言，当前，中国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困难才刚刚开始，他认为，相较于十年前经历的困难，最大的区别在于“当时的主要问题是通货紧缩。从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使得社会资金短缺，中小企业纷纷到地下钱庄借钱，企业三角债问题严重。而后，中小企业纷纷寻找海外订单，度过了难关，同时也造成了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十年之后，恰恰是国际市场的萎缩加剧了今天企业的困境。由此可见，国际市场犹如悬在“中国制造”头上的达摩利克之剑，既能让中国企业赚得钵足盆满，也能让中国企业千金散尽。

　　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十年，正是“中国制造”抢滩国际市场份额势头最为强劲的时期，而以引进外资与对外贸易为主要形式的外向型经济大省，在2008年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那么，在7月中央高层调研的沿海5省市中，为什么浙江和广东的反映最为剧烈呢？

　　外贸依存度是一个地区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代表着一个地区贸易开放的程度。统计资料显示，沿海5省外贸依存度由高到低分别为：上海(167%)-广东(161.6%)-江苏(102%)-浙江(65.8%)-山东(34 .1%)。看到这组数据，人们不由得发出疑问，为何外贸依存度并不高的浙江，会比江苏的反映更为剧烈?

　　问题根源在于两省进出口结构的差别。浙江产品一直以来“重外销、轻内销”，尽管一辆电动车的价格只有国外一只鞋的价格；6米YKK拉链可以买到1000米浙江产的拉链，这些数据不仅说明浙江出口产品惯用的价格竞争优势，也呈现出外贸结构的一种结构性风险，这与江苏“进口出口对半分”格局形成了鲜明对比。

　　“现在江苏的企业比浙江的企业更好过些，原因是江苏是两条腿走路，进口出口平分秋色。而在人民币快速升值时，出口受到的影响是最剧烈的。”一外贸公司老板分析认为，浙江只有做到“有进有出”，积极开拓国内市场才能挺过风险，再谋后路。

　　就在整个经济形势出现低迷的时候，山东上半年的经济发展却出人意料地获得了两个双第一，1-5月，山东省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利润1634亿元，增长27.2%，实现利润额全国首位；1-6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8 207.76亿元，同比增长18.5%，增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23个百分点，在鲁苏浙粤沪沿海五省市中排名第一。到底是什么支撑了山东的工业利润？

　　山东省经贸委经济运行局副局长指出，近年来，山东重工业所占比重一直在68%-70%之间，而以原油、煤炭、农副产品等为代表的原材料类产品今年以来均在高位运行，煤炭、原油价格的上涨，扩增了山东能源工业的利润。山东“大象经济”相较于浙江和广东“小狗经济”来说，在国际经济形势风云突变的情况下，表现稳健得多。而相对较低的外贸依存度，也让其在此轮国际经济波动中少受损失。

　　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浙江和广东，凭借低成本优势让“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独占鳌头，也由此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风向标。2008年，国际市场的“盛宴”陡现残局，“中国制造”的十年运势是否就此终结？

　　尽管答案还不明朗，但是正如即将到来的圣诞节一样，那夜，浙江、广东中小民企将无人狂欢。

　　浙企“生死劫”

　　浙江大批制造型中小企业正在遭遇包括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用工成本提高、海外市场萎缩、从紧货币政策带来融资困难等“内外交困”的生存危机。浙江经济“拐点论”和“危机论”也一时甚嚣尘上。

　　温州人何志明把苦心经营5年的制鞋企业关停了，厂房已经转让，此时他“暂时失业”，在家“休养”。

　　何志明经营的鞋企规模不大，高峰时有员工110多人，一年产值800万元。何志明告诉记者，这两年制鞋所需的几十种原材料都在不断涨价，而成品鞋价格却涨不上去，生产一双鞋的利润只有1元左右，工厂运营只能基本持平，无奈之下只有把企业关停。

　　在“中国鞋都”温州，制鞋企业无疑正经历着一场“寒冬”。温州鞋革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温州鞋企从2003年的5000多家，如今已锐减至2600余家，短短5年关停数量近一半之巨。

　　像何志明关停企业的事情，在中国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温州以及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波及的行业也不仅仅是制鞋业，服装、打火机、眼镜、锁具等众多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关停现象同样堪忧。

　　2007年以来，浙江大批制造型中小企业正在遭遇包括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用工成本提高、海外市场萎缩、从紧货币政策带来融资困难等“内外交困”的生存危机。浙江经济“拐点论”和“危机论”也一时甚嚣尘上。

　　“倒闭潮”与资金困局

　　浙江的中小企业似乎笼罩在一片悲歌之中。

　　此前，媒体一度盛传“浙江民企20%中小企业倒闭”。8月11日，在北京国际新闻中心举行的“浙江民营经济创业创新之路”新闻发布会上，浙江省政府对传言专门进行了澄清，“实际情况没有那么严重”。

　　尽管官方说法企业倒闭并非传言那么严重，但这种传言并非空穴来风。从2008年初开始，浙江一些知名企业的老总或出走或自杀就是一个佐证。

　　在温州，永嘉的云光泵阀制造公司创办人朱吉光由于无法承担三角的高利贷债务，已经服毒自尽；在金华兰溪，浙江著名的中成药公司，一新制药公司掌门人郑亚津，同因资金链断裂而自缢身亡；在义乌，金乌集团董事长张政建由于无法支付高利贷远遁海外；在杭州，南望集团老总一夜间突然消失；在嘉兴，旭莱服饰公司创始人一家失踪。

　　2008年以来，浙江知名企业老总出走或自杀的新闻已经令人麻木。这一连串的企业变故也为浙商耀眼的光环蒙上了一层阴影。

　　单是温州，温州市经贸委7月初曾对该市31个工业强镇和开发区15521家中小企业进行过调查统计。结果显示，目前当地停工、半停工和倒闭的企业达1259家，占调查总数的8.1%，比一季度增加2.1个百分点。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知名企业的倒闭因素又几无例外——资金链出现危机。

　　2003年开始的“紧缩政策”，到今年是第6年。特别是2007年底以来，央行加大了货币调控力度，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叠加下，持续的紧缩使得国内银行资金流动性大减。此外，国内中小企业获得信贷的难度加大，众多企业尤其中小企业的生存出现危机。

　　融资问题一直是浙江中小企业的老大难问题，今年犹甚。据银监会统计，2008年第一季度各大商业银行贷款额超过2.2万亿元，其中只有约3000亿元贷款落实到中小企业，占了全部商业贷款的15%，比去年同期减少300亿元，中小企业融资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一位浙江企业家告诉记者，甚至有企业在接到大额订单的情况下，向银行申请贷款也未能如愿，只得放弃订单。

　　温州一位熟知金融界的人士用一个形象的说法来说明贷款难问题：“3年前，银行经理为了把钱贷出去，经常请企业主吃饭。而这两年的情况是，企业主到处请银行信贷经理吃饭，但最终也贷不出钱来。”

　　在民间借贷盛行的浙江，资金出现紧张的企业，进而转向民间借贷。温州一位企业家告诉记者，因为普遍的资金紧张，抬高了民间借贷的利率。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介绍说，温州确实有6000亿元的财力，但广大中小企业却为缺乏发展资金而苦恼，这是一个市场悖论。据他估计，目前温州民间金融的流动规模已经达到600亿元。但是，由于温州企业众多，资金缺口依然庞大。

　　在浙江，除了像何志明那样因为市场因素导致无钱可赚关停企业外，一些老总出走或自杀，皆因资金链断裂。而导致资金链断裂的很大原因，是因为“拆借高利贷和盲目投资”。

　　资金的匮乏使不少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不借钱等死，借钱是找死。”不止一位企业主这样对记者说。

　　景气指数不“景气”

　　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诸多摊主向记者抱怨，“生意难做”。但一位常年游走在义乌政商两界的人士则告诉记者，“那些小企业主日子更加难过”，义乌除了那些大企业老板，日子过得最滋润的人不是做企业的，也不是在国际商贸城做生意的人，而是拥有商贸城摊位的业主，他们一年仅靠摊位出租就能获利几百万元，“衣食无忧，也没后顾之忧”。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当地的《义乌商报》上几乎每天都有企业“解散清算”的公告，甚至一天的报纸上有4家企业的“解散清算公告”。记者根据公布的电话联系上一家解散企业的清算组，对方语气很不耐烦，“生意做不下去就清算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近两年发展最快的行业应该是担保、典当和寄售行业。一位要求匿名的当地政府官员表示：“要知道融资有多困难，只要去大街上看看这两年冒出多少典当行和寄售行就知道了。”

　　在义乌的大街小巷，随时都可以看到典当行或寄售行醒目的招牌。义乌最繁华的宾王路上，就有近10家大小不一的典当公司和寄售行。这些少则一个门面多则三四个门面的典当、寄售行门上张贴的广告同样醒目，“帮个人排忧解难，为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有媒体报道，目前义乌市在册的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公司有300多家，“没有注册的比注册的多”。而在民资更为充沛的温州市，自2001年开办第一家担保公司以来，已发展到270多家。记者在平阳县敖江镇、苍南县龙港镇等地也都能看到担保公司的招牌，可谓遍地可寻。

　　此外，厂房或生产设备转让的消息也充斥着当地报纸和电视。记者联系上一位工艺品厂转让人，对方表示因为急需资金，厂房折价转让，随时可以去厂里看，诚心要的话价格可以商量。一位当地媒体的记者说，这些厂房转让的人，有很多是因为拆借了高利贷或者银行贷款到期，无奈之下才出此下策。

　　企业经营的不景气已经波及劳务市场。位于温州市区牛山北路的温州劳务市场，大厅内的显示屏上滚动着用工信息，一家企业的用工需求基本在1～4人，而且以技术工和熟练工为主。周围聚集着一大群寻找工作的务工者，门前狭窄的马路边一些工人百无聊赖聚在一起玩起了扑克。一位四川籍务工者告诉记者，他今年已经换过三份工，现在又失业了。浙江省统计局的一份调查也显示，自2005年四季度起浙江连续9个季度持续上升的劳动力短缺现象，首次出现了缓解的迹象。

　　近一段时间来，相关政府部门的一些统计数据也说明浙江中小型民营企业正呈现加速下滑趋势。

　　饶有意味的是，有着“世界小商品价格风向标”之称的义乌小商品城景气指数连续几月呈下滑趋势，指数不再“景气 ”。无独有偶，被称为“亚洲最大纺织品交易中心”的浙江绍兴中国轻纺城价格指数上半年也呈下滑走势，五大类别包括原料类、坯布类、服装面料类、家纺类和服饰辅料类景气指数都呈现小幅下滑趋势。

　　阵痛期

　　在采访中，大多数业内人士都认为，浙江民营经济正处在艰难的转型期、阵痛期，或者称为“成长中的烦恼”。

　　浙江大学教授史晋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事实证明，“用国际需求代替国内市场需求而不做产业结构的路子，已经走到头了。”

　　史晋川认为，长期的产业结构不合理是拖累浙江经济的根本原因，而近期银根收紧、劳动力成本上升、以汇率为代表的国际贸易变化，加上出口退税的变化等原因，加剧了这种情况的恶化。

　　温州制造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温州生产了全国10%的服装、20%的鞋、60%的剃须刀、65%的锁具、8 0%的眼镜、90%的金属外壳打火机等，这里涌现了“中国鞋都”、“中国锁都”、“中国皮都”等30多个轻工产业集群。据统计，温州有30多万家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以上，占到企业总产值比重的97%，可提供90%的就业机会。

　　“在温州国民经济中，无论从经营广度到深度，还是到经济指标的拉动，中小企业都是主力军。”周德文介绍说。温州制造的崛起就是中国制造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正是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撑起了温州制造这块金字招牌。

　　但浙江的中小企业普遍又因规模小、技术力量弱等，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强。如今，众多中小企业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政府的一些表述中，也相当频繁地出现了“形势严峻”这样的字眼。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在出席该省一次企业界的会议上表态说，“政府将与企业齐心共渡难关”。

　　而周德文则认为，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非常时期，温州企业也开始了“剜疮”自救，有的企业开始收缩投资、压缩成本，准备“猫冬”；有的企业转行或者大举外迁，寻求生存之路。而在这个阶段，最主要的还是要深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来突破难关，“有困难才会有转机，有转机才有发展”。

　　危机还是转机

　　浙江省官员似乎在极力回避“危机”的说法。“准确地说，我们面临的不是中小企业倒闭危机，而是产业转型的机会。”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办公室主任蔡章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尽管浙江官方对“危机说”避而不谈，但中央领导及商务部、银监会、税务总局等国家相关部门负责人率队频繁造访浙江。随后，从国家到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帮扶中小企业发展的“补血”政策和措施。

　　8月的一天，浙江海盐一检测中心的工作人员发现，在前一天还全额收取的检测费用，突然就接到通知即日起对本地企业的检测费用减半收取。

　　这源于海盐县出台的一项新政策。该通知说，2008年8月至2009年7月，海盐县将对工业企业发展过程中涉及的有关服务性收费一律减半收取。

　　8月29日，浙江一印刷企业的左姓老板打开电子邮件，发现阿里巴巴网站服务专员发给他一封电子邮件。邮件称“ 浙江省政府为帮助企业渡难关，对从现在起加入诚信通的企业，有现金等一系列补助”。这是浙江省经济贸易委员会、浙江省财政厅发布的一个通知，在全省范围内实施“万家企业电子商务推进工程”。

　　在义乌，一银行推出了“商位质押贷款”业务，就是说即使是租来的摊位也可抵押贷款。

　　最让公众关注的是“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在浙江省全面试水”，这被视为“民间信贷开闸”。

　　此外，财政部表示，为帮助解决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中小企业专项资金35.1亿元，努力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据计算，这比去年提高了20.3%。当前小企业的小额担保贷款额度，已由100万元提高到200万元；在减免税赋方面，今年实施新的企业所得税后，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缴企业所得税，这比标准税率低5个百分点；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对于今后的中小企业运行情况，周德文认为，从2009年上半年开始，整个经济会慢慢复苏，但经济发展的运行是有惯性的，完全复苏会有个过程。中国经济中小企业的“紧日子”还会持续好几年，两三年甚至四五年，但会逐步往好的方向发展，因为整个国家的产业结构通过宏观调控已经在重新洗牌和调整，国家会出台一些拉动消费的措施，明年在投资领域也会适当放宽，不再会像现在这样严格地管制。

　　东莞玩具业“入冬”

　　在寒冬中打颤的不仅仅是浙江，广东的东莞同样具有典型性。在这个中国制造的符号型城市里，企业倒闭每天都在上演。本刊选取东莞的一个产业——玩具业，来观察东莞企业的全貌。

　　10月15日，世界玩具业巨头——合俊倒下了，标志着玩具业严冬的来临。

　　对此，《每日经济新闻》首席评论员叶檀撰文称：“合俊不会孤独，已经有一半以上的玩具厂商歇业，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倒闭行列。”

　　那么，谁将会是下一个?

　　今年5月，东莞市玩具协会曾向前来调研的东莞市政协委员说，当时东莞仍有3800多家玩具企业经营，不过再过两年，能活下来的最多只有2000家，另外的1800多家玩具企业会倒闭。

　　现在看来，这个预测，并非危言耸听。

　　“玩具城”的凋零

　　东莞素有“世界玩具之城”之称，玩具是其八大支柱产业之一。资料显示，中国生产了全球75%的玩具，广东生产了中国70%的玩具，东莞又生产了广东60%的玩具。

　　20世纪90年代，东莞的玩具行业开始形成产业集群，90%以上的玩具出口欧美。鼎盛时期，在工商局登记的玩具厂有4000家，还有2000多家与玩具生产相关的企业。

　　但如今，这一数量在急剧减少。哈一代玩具厂董事长肖森林甚至说，现在能有1000家就不错了，以后更难预测。

　　来自东莞市外经贸局的数据显示，2005年东莞的外资玩具企业共有639家，2006年为630家，2007 年陡降至500多家。

　　在合俊关门之前，已有太多的玩具厂悄悄倒下了。寮步镇安年玩具厂曾是东莞最早生产玩具的企业之一，今年春节过后，这家老牌玩具厂悄然关门。厚街镇溪头玩具厂是一家上世纪80年代中期落户东莞的老厂，几个月前已经停产了，目前正在办理注销手续。

　　也许是同病相怜的缘故，合俊的倒下让同行们三缄其口。一家大型玩具厂的负责人说，说不定自己明天就倒了，现在不能说得太多，免得到时候被人看笑话。

　　另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东莞玩具出口5.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5%，为近年来的首次下降。

　　港商陈木明曾经是东莞最大的玩具商之一，鼎盛时期厂房占地10万平方米，工人数量达到8000多名。如今，他已经转行经营纸品厂。

　　“今年将是东莞玩具的生死年。”陈木明说道。

　　为何有单不敢接

　　作为中堂镇最大的玩具厂，开达玩具厂的产品70%销往欧美。万圣节和圣诞节在即，要是在往年，开达玩具工厂早已忙翻了天。如今，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

　　玩具生产企业订单的减少，还影响到玩具厂的供货商。中堂利源配件厂是一家专门从事玩具五金配件的小企业。今年，该厂不用再去招工了。老板王小勇说:“我这边的订单少了一半以上，开工只有三成多一点。今年能够保本就不错了。”

　　不少玩具业者表示，今年的订单少了1/3至1/2，多是短期订单，量也不大，而且来得晚，去得快。光是圣诞树的下单量就减少了三成多。还有玩具商说，今年秋交会第二期的玩具展将是争取圣诞订单的最后机会，如果争取不到，就只有减员停产了。

　　某玩具厂负责人李先生说，现在生意不好做，公司甚至主动缩减订单，有单也不敢接，接了就亏。他算了一笔账:公司用美元和港币结算，却要用人民币支付工资、厂租等国内的开支。以前100港币可以兑换人民币90多元，现在只能换8 0多元，使利润少了10多元。公司生产玩具的材料主要是塑胶，其价格已累计上涨了30%。《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公司每年要为每个工人增加2000多元的开支。

　　面对生产成本的大幅攀升，公司却不能提价。东莞市玩具协会的资料显示，2006年以来，玩具成本上升了约六成，但国际玩具商的订单价格仅上涨一成左右，部分甚至维持原价。

　　“市场还是有的，头号难题还是利润锐减。”有玩具厂负责人说。

　　有形之手的扶助

　　合俊突然倒闭后，樟木头镇委、镇政府的身影显得格外清晰。各界首先注意到的是，该镇立即成立专门应对小组，承诺100%垫付工人被拖欠的工资。

　　据东莞市劳动局初步核算，倒闭的两个工厂共拖欠工人工资约2400多万元。在合俊宣布倒闭后的第一时间，樟木头镇已向6400名原合俊工人发放了部分被拖欠的工资，总计发放1700余万元。到10月20日，全部被拖欠的工资发放到位。

　　10月17日，樟木头镇政府召开“感恩商家，帮扶企业”新闻发布会。该发布会本来与合俊的倒闭并无直接联系，而是为了发布有关樟木头新一届镇委、镇政府预见到因国内外经济形势严峻，企业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企业共渡难关的消息。

　　但是，发布会变成了“合俊专题发布会”。有政府官员在发布会上说，出现“合俊事件”，樟木头镇也很无奈，认为 “政府也是一个受害者”。

　　政府采取的积极措施，并不只在企业倒闭后给员工垫付工资。早在今年6月，樟木头镇政府就曾派员到合俊实地走访，多次询问合俊需要政府从哪些方面进行帮扶，资金是否有困难，但合俊一直未能给出明确答复。

　　实际上，在企业面临困境之时，政府是愿意帮助的，而且政府的帮助，往往能起到雪中送炭的效果。例如，今年1- 9月，樟木头镇国税分局用足用好优惠政策，及时将优惠税收返还给企业，共依法为企业退税4200万元。

　　这只是樟木头镇今年9月11日开展“感恩商家，帮扶企业”活动以来帮扶企业的实例之一。

　　在“感恩商家，帮扶企业”活动中，樟木头镇外经办主动联系银行，帮助该镇64家企业贷款3亿元。

　　樟木头镇党委书记、镇人大主席李满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企业陷入困境时期，政府有责任有义务伸出援助之手，与企业共渡时艰，千方百计稳定企业的生产经营，帮助他们增强在樟木头发展的信心，努力实现就地转型升级。

　　挺过严冬是春天

　　合俊的倒闭，迫使业界反思出路。

　　但是，是转厂还是转型?

　　据业内人士介绍，早在1996年，东莞的一些港资玩具企业就曾试图进行自主研发，但由于当时的内地经济和消费环境不成熟而失败。

　　东莞玩具企业中，有95%的企业从事代加工。肖森林说，早在2006年，贴牌生产就已经是强弩之末，现在，更形同义务劳动。因此，很多企业面临的问题是:要么倒闭，要么迁到成本支出相对低的地方。

　　实际上，合俊这个巨头倒闭了，中小型的玩具厂不一定就跟着倒霉。命运还是掌握在各个公司的手中，关键看怎么经营。在糟糕的环境中，可以结业退出，也可以咬牙坚持。康达公司的策略是，大力节省物料和管理成本，“宁愿不赚钱，也要挺过这一关”。

　　转厂的人，过得怎么样呢?从显性成本上看，转厂确实可以节省很多成本，比如土地租金，比如电费。从薪水来看，东莞工人工资基本都是1600元以上，但内地可以减少将近500-800元。

　　但有企业负责人说:“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转厂的朋友也没有一个实现发展的，只是维持生存。”

　　原因何在?产业上下游配套、熟练工人员工培训时间与成本和管理损耗等，这些隐型成本增加了转厂企业的风险。“ 合俊在没有倒闭之前也试过转移工厂，但事实证明它没有成功”。

　　但也有成功的例子。考虑到东莞生产成本上升，哈一代早在2004年就在河南设立了分厂。但肖森林认为，河南、东莞两个厂的功能不一样，无法比较。东莞厂主要是设计开发，生产量只占到总产量的1/10。河南厂主要是生产，产量份额达9/10。东莞在行业信息、人才、产业配套等方面，具有内地无法比拟的优势。从这个角度来看，东莞的区位优势并未丧失。

　　“合俊玩具厂的倒闭，既是意外也是必然。在这个环境下，劳动密集型企业都不好经营。”肖森林说，尤其是完全依赖海外市场的OEM生产商更加难受。哈一代是国内极少数拥有自主品牌的玩具生产商，2006年7月开始推出“哈一代” 品牌。相比OEM生产商，哈一代拥有自主品牌，就多了一条路子。另外，哈一代主要做内销，“金融海啸”和人民币升值并未影响到企业的业绩。

　　由于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到研发环节，这两年哈一代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但肖森林却仍然乐观。他说:“公司的业绩比去年要好，去年亏50万，估计今年降到20万-30万，这也是赚钱。到明年10月左右，公司就可以实现收支平衡，以后步入盈利时代，届时利润率可以超过20%，冬天过后就是春天了。”

　　有业内人士认为，实力雄厚又有自主品牌的玩具企业，将最终在竞争中生存下来。有了自主品牌和自主技术，就不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但是，好的东西往往难以得到，合俊玩具已经转型为OBM，却倒闭了。这是为什么呢?肖森林说，就拿哈一代举例，从贴牌生产发展为自创品牌，很勇敢也很谨慎，但也只能有多少钱干多少事。其原因在于，开发自主产品有很多困难，设计、销售、资金等对企业都是极大的挑战。-

　　周德文：中小企业“守护神”

　　【引子】

　　在温州，被称作 “温州形象大使”的周德文，没有官衔，却戴着十余个政治“礼帽”：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民进温州市委副主委、浙江省人大代表、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共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民进中央特邀研究员、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APEC中小企业服务联盟中国委员会副主任、世界经济贸易联合促进会副会长……他还被全国数十个县市级以上政府、多家国内外著名企业聘为发展顾问或高级经济顾问……

　　在温州，周德文做教授、做企业家、做社会活动家，让他的能量从学术到实业、从市井到政经、从民间到中央。

　　集产、学、研为一体的特殊身份，使周德文成为解读这场中小企业倒闭潮的关键性人物。

　　“要敢讲真话，

　　给政府提个醒”

　　2008年3月28日，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注定了这一天的不寻常。

　　采访中，周德文直言：“温州30多万家中小企业，20%左右的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况。”

　　此话一出，反响强烈。

　　正所谓一石激起千重浪——国内众多媒体纷纷以“20%”作题，进行转载和再加工，甚至以醒目的“倒闭”字眼代替了“停工、半停工状况”，而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一时间，“20%企业倒闭”的传闻甚嚣尘上。周德文成了焦点，又一次站在风口浪尖上。

　　但周德文没有懵，也不惧，而是动若蛟龙，挥毫泼墨。

　　4月，他上报了数据翔实的《关于温州中小企业目前存在的状况的初步报告》。5月，在各大媒体发表《目前中小企业存在的困难及对策》、《危机面前，温州人如何应对》、《宏观环境下的温州产业转型》等研究论文，向中央提出实行“宽财政”、“直接为中小企业减税”、藏富于民的政策。并且，他一再建议——“国家要加大金融服务对内开放的步伐，要尽快放开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允许社区银行与民间银行的试点。”“宏观调控要适度微调，要适当放松”等等。

　　周德文的大声疾呼，引起了中央、省、市政府的高度关注。

　　6月，温州市委、市政府召开“政企联动、攻坚克难”企业服务年活动千人动员大会。一个月内，市、县、乡三级领导三箭齐发，走访工业企业6000多家，梳理了200多个难点，出台了多项优惠政策。

　　7月3日，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温州进行调研；

　　7月4日至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江苏、上海进行调研；

　　7月6日至8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浙江调研，并专程赶赴温州。

　　随后，银监会来了，发改委来了，国税总局来了……

　　“这是建国以来中央高层对长三角地区经济现状最高规格、密集式的调研，说明了中央对长三角地区企业的担忧。” 专家学者普遍认为。

　　可以说，是周德文激醒了政府、社会对中国中小企业生存状况的关注。对此，周德文感慨道：“既然是浙江省人大代表，看到危机，就应该讲出来。让政府高层看到基层的真实情况，对经济健康发展有益。”

　　7月24日，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发给周德文一封致谢函：“日前，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胡锦涛总书记就当前经济形势听取党外人士意见和建议。严隽琪主席代表民进中央发言……你所提供的一些文章、资料成为发言稿的重要参考。特发此函表示感谢。”

　　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协调中心主任袁普致电周德文：您在特定时期为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打造中小企业“娘家”

　　有人说周德文是学者，他在温州大学讲授了十年“温州模式”；也有人说周德文是企业家，他的经济智慧在他下海后的十年开花结果：1993年，应一个老板学生的邀约，出任中国庄吉集团(前身)的CEO；1996年转任29家名企联手锻造的巨龙集团的CEO。

　　但实际上，周德文不是一个特别成功的学者，亦非特别成功的实业家，但他在学界和实业界取得的成就之和，足以让他在温州的学者和企业家中，骁勇胜出。

　　从经营领域的第一线退出来后，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温州的中小企业及关心其成长的各级领导、学者、经济学家、金融界人士召集起来，一同倾听那来自草根经济的声音，关注中小企业发展的生态环境。他认为，政府对企业家的个人关怀充满随机性，他要创建一种模式，让企业诉求制度化。

　　于是，在1999年，全国第一家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为己任的社会团体——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诞生了。周德文被推选为首任会长。这是一个极富活力的平台，有联谊、有培训、有帮扶，倾己之智、举“会”之力，救企业所急，解经营所困。就连司法局和法制办他也去联系，讨论该怎么为企业服务。

　　因此，许多温州中小企业一遇到困难，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促进会”，它是中小企业的“娘家”，嘘寒问暖的地方。在会员心目中，促进会是“守护神”，周德文是“代言人”。

　　据统计，“促进会”成立9年来，为会员排忧解难数百起。仅2007年，促进会就发了30多个带“红头”的正式维权函件。

　　他希望，通过影响政府决策而惠及会员企业，同样，也影响所有的温州中小企业。

　　但是，由于产权障碍，家族管理、经营方式滞后，产品结构重复，“温州模式”已呈现“未老先衰”的困局。“今年，20%的中小企业的遭遇尴尬，就是警钟。”周德文表示，只有在产权、管理、经营、产业结构上创新升级，只有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上坚定实施，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温州经济，才能凤凰涅槃。

　　“温州人清楚：不调整，经济就是死棋一盘。”这是一条全新的道路，温州的很多企业已经付诸实践。

　　提醒与回应

　　在中国，帮助中小企业渡过资金难关，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政策课题。

　　融资难、贷款难、担保难，历来是中小企业发展的“三难”。周德文介绍说，温州的民企融资主要靠亲友，且常常借助于非正规的民间金融手段。他举例说，今年，在银行信贷整体扩大的趋势下，第一季度商业银行面向中小企业发放的贷款约为3000亿元，但比率仅占15%，却比去年同期减少300亿元。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是周德文和“促进会”促动生成的一大公共政策。在2007年的温州市人代会上，周德文将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推动设立的“专项基金”的共识，以人大代表议案的形式，提交给了人代会。半年后，即赢得首肯。截至当下，温州市府已拿出2000万元专项资金，无偿援助有潜力的中小企业。“国民经济，中小企业是主力军，那么，就应该让中小企业成为‘潜力股’。”

　　此外，促进会联手温州市总商会，筹建温州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又独立筹建了温州银信企业贷款担保公司。迄今，温州市已拥有200家中小企业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数十亿元的贷款担保。

　　2008年7月，是周德文最为忙碌的一段时光。这一个月里，他经常拎着一个大大的黑包，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材料，在温州、北京、上海、杭州之间穿行，在各种场合为中小企业鼓与呼。

　　周德文对各路调研团一直强调着一个看法：中小企业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承担着大量的社会就业；中小企业还承担着出口的很大部分，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尚未形成保护机制。

　　他的“提醒”,被中央及各部委深切关注，很多媒体认为：几乎“件件有回应”；

　　7月14日，小额贷款公司开始率先在温州试点；

　　7月15日，商务部建议控制人民币升值的速度，纺织品提高出口退税的比例。

　　8月4日，发改委等研究成立“国家中小企业银行”；

　　8月15日，央行建议推出《放贷人条例》，给民间借贷以合法地位；

　　9月11日，财政部安排中小企业专项资金35.1亿元，帮助中小企业渡过目前困难；

　　9月16日，银根松动，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给中小企业创造宽松的金融环境。

　　而国税总局回应的是，“在适当的时机会考虑对中小企业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

　　“这下，大家不用都挤小额贷款公司的独木桥了，收编民间借贷又多了条阳光大道。”周德文兴奋地表示。-

　　如何缝制“过冬棉衣”

　　-本刊记者 王运宝

　　每一次升级，都是一次巨大的阵痛，但更是一次全新的涅槃。

　　访谈嘉宾：

　　浙江省经贸委副主任、中小企业局局长 吴家曦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经贸流通处处长 张国云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刘品安

　　打开融资之“结”

　　《决策》：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提出“过冬论”，并且给公司员工发了一封名为《冬天的使命》的电子邮件，引起全国一片哗然。同时，各地中小企业主不约而同地发出提前准备“过冬的棉衣”的呼声。中小企业“入冬”已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决策者关注的共同话题。其中，浙江、广东两省反映最为激烈。那么，整体状况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受到如此高规格的关注？

　　张国云：2008年初以来，我国占企业数99%的4200多万个中小企业的“严冬”悄然来临，中小企业正遭遇改革开放30年以来最大的挑战。以浙江为例，浙江中小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99.2%，占工业总产值84.9 %，占税收的86%。从某种意义上说，抓好了中小企业发展，就抓住了浙江经济的基础；抓住了中小企业素质的提升，就从根本上实现了浙江经济素质的提升。所以，中小企业的好坏，不但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刘品安：广东的经济总量中将近45%的产出是来自中小企业，也就是说广东经济的将近一半是来自中小企业。从某种意义来说，中小企业的发展，就是广东的发展，中小企业如果不发展，那么广东就会停滞不前。从广东来看，根据我们调查的情况可能有三个30%：中小企业资金缺口将近30%；中小企业生产成本比以前提高了30%，还有一个就是广东省每年就有30%的中小企业面临倒闭，所以这三个30%值得我们高度注意。

　　《决策》：在中小企业遭遇的困境中，资金链从来都是问题的焦点。浙江省相关部门前不久针对中小企业融资做过一次调查，从中可以发现哪些方面的问题？

　　吴家曦：中小企业融资是一个国际性难题。随着2007年底国家从紧货币政策的持续实施，中小企业信贷供给问题进一步凸显。浙江省工行今年1-4月新增小企业贷款13亿元，同比减少85亿元。另据余杭农村合作银行反映，该行20 07年度贷款增量为20亿，2008年贷款增量缩减为17亿元。但是经对其贷款客户调查，新增贷款需求达33亿元，资金需求缺口高达16亿元。在调研中，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就表示：“目前流动资金不缺，但市场竞争激烈，不搞技改等死，搞了技改，没有银行的中长期贷款，等于找死。”

　　《决策》：融资难的原因是什么？政府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刘品安：中小企业的贷款，历来是比较难的，这种难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银行不愿意贷，还有一个是企业自身的信用度也是有一些问题的，这就需要政府，银行和企业三者之间形成一个共识：怎样让具有潜力的企业贷到款，同时又能让银行的贷款不出现呆账和死账，政府应该起到一个调解指引和协调的作用。也就是说，政府应该充当协调员，并在法律纠纷方面起到一个调解的作用，仲裁的作用。

　　《决策》：如何突破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瓶颈？有没有成功的做法可以借鉴？

　　吴家曦：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政府、银行、企业等多个方面。为切实缓解小企业的融资困难，浙江省于2005年正式启动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工作，至今已实施3年。经过3年实践，省、市、县三级联动实施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的工作机制也已基本形成。3年来，在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政策的激励下，全省列入风险补偿范围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增小企业贷款合计达258亿元，有近20万家(次)微小企业得到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与此同时，还要加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截至2007年底，浙江全省已有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306家，担保资金总额达到96.83亿元，已累计担保企业7.3万家，担保笔数15.8万笔，担保总额达109 4.59亿元，其中2007年当年担保总额为333.68亿元。

　　《决策》：去年，深圳市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和北京中关村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的成功发行，为债券捆绑式发行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浙江作为中小企业最发达的省份，在这个方面将如何作为？

　　吴家曦：浙江省拥有大批优质中小企业资源，可以积极借鉴深圳和中关村的成功经验，研究制定浙江中小企业集合发债的试行办法，帮助一批成长性好、经营业绩优的成长型中小企业通过集合发债的形式融资，促进中小企业直接融资，为中小企业扩大中长期项目投资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为推动集合发债工作的开展，可以参照北京中关村的做法，由财政对中小企业集合发债给予一定的补助，以提高债券的信用等级，降低债券发行成本。

　　风雨过后见彩虹

　　《决策》：这次中小企业的危机，主要是发生在浙江、广东等外贸依存度高的地区。面临外贸环境的巨大变化，应该如何积极应对？

　　吴家曦：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已成为当前最难预测、影响中小企业出口最大的因素。浙江省纺织服装领域的中小企业，加工利润在5%-10%之间，人民币升值严重影响了企业出口，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价格竞争优势继续削弱。一些企业超过两个月的订单都不敢接。在调研中，许多中小企业反映，人民币升值一旦突破6.5，将是一个坎，很大一部分出口生产企业会被压垮。另外，出口退税政策对浙江中小企业出口影响最大，涉及到75%的出口企业，对服装、家具、鞋类和塑料制品等传统出口商品形成较大冲击，箱包、紧固件、寝具、灯具和工具等商品也受一定影响。

　　因此，积极改善外贸出口环境，化解企业外贸风险，首先就是要引导企业利用远期结售汇、开展外汇交易等手段锁定汇率风险，减少因汇率浮动带来的损失。支持出口量大、易受贸易壁垒影响的家电、工具、不锈钢等行业，通过国外设立销售公司，分散企业出口风险，减少中间环节，提高利润。其次还要健全外贸信息收集与预警机制，开展政府部门合作，联合收集国际贸易壁垒和国家加工贸易政策动向等信息，让企业尽早了解。落实国家关于进口产品贴息的规定，鼓励和扶持企业有条件的扩大进口，平衡进出口贸易。

　　《决策》：融资、外贸等因素终究还是外部因素，内因是变化的根本，这次中小企业困境，对产业结构升级，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升级对中小企业发展又会产生哪些作用？

　　吴家曦：必须看到，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大背景下，浙江中小企业仍然存在着传统产业结构升级不快、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等方面的问题。依靠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作为维持低价竞争的发展方式，已难以适应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形势。近期浙江中小企业出现的这些困难，是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阵痛”，也是转型升级所带来的“倒逼”压力。

　　张国云：作为制造大省的浙江，对第二产业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提升，已是一条绕不过的路。当前中小企业危机，与其说是一次炼狱，不如说是一场洗礼。如何另辟蹊径、苦练内功，从根本上提高中小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实现转型，这才是中小企业的出路。虽然这些年浙江已经进行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但浙江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能源消耗的格局没有改变、外向型的经济结构没有改变、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格局没有改变。

　　《决策》：大家认为，这场危机对中小企业未来发展是一个好事。从长远来看，如何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把此轮宏观调控作为推动转型发展的机遇，练好内功，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张国云：浙江中小企业正处于新一轮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目前的转型升级过程是一个绕不过的坎，必然带来阵痛。政府要积极主动地帮助中小企业“越坎”，就需要加快体制改革，努力优化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环境。要把二产的三产化作为现实的选择，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工业与服务业的互动发展。

　　同时，要实施中小企业创新计划，大力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积极扶持成长型中小企业，促进其上水平上规模，加快向大企业发展；着力培育以技术、品牌、出口、零部件配套为主导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创业型小企业。鼓励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建立稳定的原材料供应、生产、销售、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等方面的协作关系。建立健全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努力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中小企业自我救赎

　　-本刊记者 杨 敏

　　“活着比什么都好”，“生存为王”已经被大部分中小企业奉为圭臬。年关将至，会不会又是一个“死亡高峰”？

　　10月1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三季度中小型企业的企业家信心指数分别比二季度回落7.8点和6. 0点，与去年同期相比，回落16.0点和12.5点。

　　“我已经看到底了。”这是浙江、广东两地企业家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尽管下半年以来，中央地方信贷政策松动，但是政策传导尚需时日，还未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倒是10月21日，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宣布，11月1日起上调3486 项商品的出口退税率，顿时让举步维艰的纺织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有了喘息的机会。

　　哪些政策值得期待

　　“企业管牛，政府管熊”，面对这一轮中小企业的“生死劫”，政府自下半年开始频频出手，挽救颓势。

　　政策暖风，更多起到的是精神抚慰的作用，对于上百万计处在泥潭中求生的中小企业来说，再大的政策蛋糕也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分食。在危难面前，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识别哪些政策才是他们的“救命稻草”，而不是去做无谓的等待。

　　“四把刀子和一根绳子”，这是企业家对自己所处困境的调侃。“四把刀子”是指原材料价格猛涨、人民币升值、用工成本激增和外贸困境，“一根绳子”就是信贷收紧，事实上，今年下半年以来，已经有多位浙江企业家死在了这根“绳子” 上。

　　这五重困境，有三重具有刚性作用，短期内无法改变，政府真正能调控的只有保持汇率稳定，另外就是银根松动。

　　日前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将采取四项措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部分地区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已授意当地商业银行“不限规模支持中小企业融资”。但是，中小企业的信贷需求与商业银行的供给意愿之间存在的矛盾，并不是高层一个会议就能够化解掉的。

　　资本向来都是嫌贫爱富的，“对于信贷这种稀缺资源，中小企业并不能充分地获得。”一位学者表示，政府难以确定信贷放松的好处能真正被中小企业获得。既然信贷松绑无法惠及大多数，则财政补贴更值得期待。

　　7月3日，浙江省长吕祖善透露下一阶段对企业的四大帮扶政策，其中就包括今明两年浙江省级财政将拿出7亿元，对外贸出口前景好、压力重的企业进行补贴。7月下旬，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也表示，将推出一系列措施，包括拨款400亿元，协助包括港资在内的广东中小企业转型和转移。

　　不管是7亿还是400亿，都不可能是遍撒胡椒面，令每一个受困企业都能利益均沾，“扶大、扶强、扶精”将是地方政府的不二选择。

　　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省工商联主席徐冠巨在一次调研后指出，要想最有效地修复企业生态系统，重点是抓“龙头企业”。他认为，块状经济是浙江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每个板块都有几家龙头企业作为核心，其周围分布着许多配套企业，形成一个立体的生态系统，“如果把有限的资源、力量集中起来，改善目前大企业的生存环境，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预见的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龙头企业还是比小企业能够分得更多的政策红利。

　　当然，这一推断同样适合于广东。

　　除了龙头企业，政府还会把有限的财政补贴向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倾斜。那么，政府将如何进行筛选？在宁波，市政府已经推出一个针对当地企业的新测评计划，将根据企业的利税回报、成长性、能耗、污染情况等诸多方面打分排名，名次高的就会相应获得政府更多的资金、技术上的帮助。

　　可见，财政补贴也是“救急不救贫”。如此一来，那些严重缺血的中小企业与其坐等政府送来御寒“棉衣”，不如变被动为主动展开自救。

　　“生存为王”的策略

　　“活着比什么都好”，“生存为王”已经被大部分中小企业奉为圭臬。年关将至，会不会又是一个“死亡高峰”？

　　强者恒强，总有一些企业能够在不景气的经济环境下化解危难，于是学习这些企业的生存智慧，是浙商和粤商自我救赎的不二选择。

　　就在为数不少的中小企业挣扎在生死边缘的时侯，也有一些企业的市场份额还在不断攀升，上海市一个纺织协会下的多家企业就是采取“抱团”的策略安然“过冬”。

　　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该协会下属的绝大部分企业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当初探了几条路，想转出去但是走不通。被逼无奈之下，每家企业拿出300万，筹了两亿资金注册了一家新公司，然后用这家公司出面到世博会去竞标，获得一个产品特许经营商的机遇。有了这一个身份，协会下属的面料厂、服装厂，一下就活起来了。

　　抱团过冬的这些纺织企业，他们并没有新产品，但是重新组织了一个经营模式，继而开拓了一个新的市场。多家企业抱团过冬的自救模式，关键在于大胆地革新经营模式。纺织行业是这个“寒冬”中处境最为艰难的行业，既然他们都可以找到生存之道，遑论其他。

　　当然，抱团过冬既不是唯一的策略，也不是最好的策略。具有生存智慧的企业总能找到自己的办法。原材料涨价可谓今年中小企业的头号杀手，持续上涨的原材料价格日益逼仄企业的利润空间，直接导致企业内部融资能力下降。在这种外部环境下，企业如果不能将成本压力有效地转移出去，必然会因资金链断裂而走向崩溃。

　　但是，如果过早涨价，这对于那些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中小企业而言，容易导致市场份额流失，市场份额流失又会带来资金回笼不足等问题，真是“不涨价等死,早涨价找死”。

　　民营企业汉成公司在行业中并不算强，却能在价格问题上从容不迫。当一些企业扛不住成本压力，不得不硬着头皮涨价时，汉成公司按兵不动，低调地将“先驱者”流失的市场份额尽收囊中。当一些企业扛不住资金压力不得不“关张”时，汉成公司却因此而面对一个供不应求的市场，此时再来提升产品价格则是顺势而为。

　　其实，汉成公司之所以具备承受成本压力的能力，诀窍就在于产业链延伸。公司把握着上游原材料供应企业的股权，当上游企业涨价时，汉成公司并不像同行那样感觉到直接的成本压力。产业链延伸让汉成公司拥有比同行更大的腾挪空间，来演绎“生存为王”的法则。

　　把握先机，进行转型升级也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生存之道。温州一家眼镜企业刚刚从泥泞中挣扎出来。这家太阳镜企业产品销往国外，毛利润在5%左右，企业日子过得不错。在人民币升值以后，毛利润缩水到了1%。继续生产可能会赔钱，而一旦停产了，手头的客户就会流失，企业很不甘心。

　　后来，这家企业发现一种时尚的金属眼镜需求量非常大，而这种金属眼镜的附加值比较高，毛利润在12%左右。于是，他们简单改造了生产线，开始生产金属眼镜。当本地很多中小企业苦苦挣扎的时候，这家眼镜企业仍然能够运行得很好。

　　何为长久之计

　　不容否认，浙商、粤商凭借几十年积累的经商经验，已经具有风险承受能力，这一轮的大浪淘沙，那些生命力顽强的中小企业会在阵痛中获得新生。那么，一家企业要想在劫难之后基业长青，还需要谋划长远。

　　今天，中国制造业的黄金季节已然结束，中小企业进入了一个要素价格高企，制造利润微薄的时代，指望赚取廉价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让企业与政府独享利润和税收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因此，当下中小企业倒闭危机，同时也成了产业升级的大好机会。以东莞为例，东莞一直因为“品牌无故事”而饱受批判，当地政府多年来也极力推崇品牌打造和产业升级，但成效不大，主要原因是企业不愿升；因为即使不升，它们也可以生存得很好。迄今为止，整个东莞像是一个巨大的“生产工厂”，它拥有几万家大大小小的企业，但能叫得出来的品牌屈指可数。

　　东莞寮步镇一家鞋厂的老板抱有这样的观点：“不是我们不想升级，就像上楼梯，我不能从最下面一步走到最上面吧 ”。一位毛织行业的领军人物也说：“做品牌？那是过独木桥，东莞有几家走过去了？我也想过做品牌，但年纪一大把了，做订单就好了，再也不想去拼了。”

　　在东莞，在广东，甚至在整个中国，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声音。但是，今天在要素价格高企的时代，中小企业面临的形势则是“升者存，不升者亡”，某种意义上来说，客观的经济形势成了地方政府推动产业升级的“东风”。

　　恰恰在这个关口，对于地方政府积极推动的产业升级却出现了争议，不止一位专家建议，在中小企业纷纷倒闭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应该急于产业升级，而要让劳动密集型、技术偏低型、低端产品型的企业有所减压，“这样做，从短期看将能有效遏制中国经济快速下滑，长期看，将能助推中国经济高速持续发展”。

　　但是，事实告诉我们“没有无痛的紧缩”。面对暂缓产业升级的声音，也有人反驳道：如果这时政府过于“父爱主义 ”，放慢产业升级脚步，则是为了部分企业的一时之乐而舍中国经济万世之福。

　　2008年底，争议仍在继续，然而地方政府主导下的产业升级脚步却没有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