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子与政治

　　鞋子看来有随时离开脚掌的倾向。自布什在伊拉克被鞋袭以后，温家宝总理在剑桥大学也经历飞鞋事件，近日以色列驻瑞典大使本尼·达加恩在斯德哥尔摩则直接被鞋子命中。丢鞋子的人，伊拉克的是记者，剑桥大学和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是学生。

　　接二连三，鞋子成为一种与西红柿和鸡蛋一样的抗议物品。现在鞋子还没有在街上飞起来，今后说不定就会成为政治家们街头活动中需要防范的抗议形式。要知道，扔西红柿和鸡蛋还需要备办物品，鞋子却是无脚不备的，这就不只是易于得到，而且世界上也没有什么安全规定可以要求人不穿鞋。

　　鞋子成为一种抗议的表示，不仅在于这个行为本身，更重要的是人们对扔鞋子所作的文化解读。伊拉克记者蒙塔兹· 扎伊迪的行为，让人们都知道向人扔出自己防护足部的穿戴，乃是他的宗教世界中对人最大侮辱的表示。这个意义的出现，使得扔鞋子变成一种可能被效仿的行为，而且是最方便的举止，最严重的侮辱。

　　报道说，本月19日，蒙塔兹·扎伊迪将要出庭受审，可能被判5年到15年的监禁。而剑桥大学德国籍学生马丁· 杨克则已在2月10日前往地方法院受审，据报可能面临半年监禁和5000英镑罚款。而斯德哥尔摩大学的两名嫌疑人则已被释放。扔鞋者的境遇似乎也大为不同。这大概是相关各国法律上的差异。

　　不断出现的扔鞋子事件，如果说有什么“正面”作用，我想那就是有利于人们理性地看待抗议行为，至少在中国，这个作用是较为明显的。我当然愿意相信，这几次扔鞋事件有着不同的性质，就像《青年参考》在以色列大使被鞋子打中的报道中说的，“中国不是美国，中国也不是以色列，中国没有侵略任何国家，显然剑桥那只鞋是扔错了方向”。不过，不论具体内容是什么，就抗议表达而言，这几次扔鞋事件仍然是一样的。

　　当布什遭遇鞋袭的时候，我看到了国内媒体的很多报道，说的都是为什么布什会被鞋袭，似乎扔鞋子是一种大快人心的正义行为，鞋袭行为的法律正当性是被弱化的，扔鞋者被赋予了某种英雄气质，布什的反应则混合着尴尬与镇定，媒体给人以“只有布什这样的人才会被扔鞋子”的暗示。剑桥大学的鞋袭事件，媒体则很不意外地表明了愤怒的态度，谈到了对国家领导人的尊重问题，扔鞋子的人属于干扰演讲，至于他抗议了什么则不太明白，这名学生遭到了现场喝斥，温家宝总理镇定平和地应对，后来则是英方和剑桥大学的致歉，以及温家宝希望这名学生能够完成学业的大度。

　　这两起鞋袭事件，媒体的反应显然是很不相同的。不过，剑桥大学事件，至少让人们明白，并不是只有布什才会被人扔鞋子。也就是说，政治家会被人扔鞋子，这与政治家本人是否卓越是两回事。卓越也好，不卓越也好，政治家很难在全世界赢得每个人的喝彩，圣雄甘地够卓越的了吧，还被印度教徒暗杀了呢。布什会被扔鞋子，别人不会，这只是一个神话。这也就可以理解，当以色列大使2月4日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被扔了鞋子以后，国内媒体上几乎没有了兴奋之情，甚至没有受到关注。

　　抗议，客观上是当代政治文化中的一种常规状态。怎样理解抗议，怎样面对抗议，某种程度上显示政治文化的成熟程度。政治文化既由政治家的行为来体现，也由社会和民众的态度来体现，更在制度设计中得以体现。对抗议幸灾乐祸或者恼羞成怒，不仅有失风度，而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会被认为是成熟的政治文化。把抗议视为正常，听到抗议的声音，并且平和地对待，不只是能获得印象分，而且能够增进政治的活力。世界的丰富性和人的差异性，决定了政治家面对鞋子的可能性，而所有的鞋袭行为都只承担有限的法律后果，因为它仍然停留于态度而非身体伤害，其法律后果来自于表达态度时所形成的秩序妨害。

　　扔鞋子的事情可能会多起来的，但没有什么了不得。所谓“最大的侮辱”，这个解读并不代表实际的损害，而只是扔鞋者自己在象征意义上的心理满足，与西红柿或者鸡蛋相比，鞋子的政治意义并不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