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厂一女工猝死 110天仅休3天

    【中国鞋网-滚动快讯】 佛山48岁鞋厂女工猝死 110天仅休3天

    7月20日，朝阳初升，48岁的杨勋昌走出洗手间，还没来得及穿工作服，便瘫倒在工厂宿舍的地板上。随后，她被工友送往医院。次日晚上7点48分，杨勋昌因脑出血死亡。

    自1996年跟丈夫舒元祥第一次跨出重庆老家的大门，杨勋昌已离家15年了。在此期间，她只回过老家两次。如今，15年在外漂泊的日子终于到头，只是回家的方式让人唏嘘。

    突然的死亡

    凌晨下班喊累 早上倒地昏迷

    杨勋昌死得突然，让丈夫和女儿猝不及防。

    7月20日早晨6点50分，舒元祥如往常一样，已经来到老板的花圃，开始了一天的劳作。此时，电话铃响，来电显示是老婆杨勋昌。不过，电话那头却是一个陌生的声音，火急火燎：“你老婆生病了，赶紧到厂里宿舍来。”

    杨勋昌是南海平洲奕坚鞋厂一名老员工，平时住在工厂宿舍。舒元祥在顺德陈村文海为一小老板打理花圃，住处离花圃仅500米。夫妻俩相隔约5 .5公里，图省钱，舒元祥习惯于骑着那辆破单车往来。

    这次，舒元祥选择了坐摩的。一路疾驰，15分钟后，他来到工厂。此时，杨勋昌已被送往南海第二人民医院。舒元祥遂再次打摩的。赶到医院时，杨勋昌已昏迷不醒，嘴角冒着白沫。

    36小时的抢救，并未挽回她的命。7月21日晚7点48分，杨勋昌被宣告死亡，死因脑出血。

    老婆的突然离去对舒元祥打击不小。最初几天，他说话语速迟缓，偶尔也会走神，念念不忘的是，老婆连句托付都没留下。

    杨勋昌的死亡同样让女儿舒小青难以接受。就在杨勋昌瘫倒在地前四个半小时，母女俩还通了次电话。正是凌晨两点多一点，得知妈妈刚下班，舒小青如往常般再次劝说，“要不就别做了，回老家吧。”杨勋昌的回答也一如往常，让女儿不要担心。

    但是，工友彭女士却听到了杨勋昌的慨叹。凌晨两点下班时，两人碰面，杨勋昌说，加班加到这么晚，感觉太累了。彭当时并未在意。在奕坚鞋厂，这样的慨叹如春日柳絮，到处纷飞。直到次日上班时听说杨勋昌瘫倒，彭女士才意识到她真的累了。

    追忆的细节

    110天仅休3天 脚肿得好厉害

    杨勋昌的确累了。

    从4月1日到7月20日，长达110天，她所在的南海奕坚鞋厂仅放假3天，清明、五一、端午各一天。4月，鞋厂订单不算太多，工人们只需从早上七点半忙到晚上九、十点。进入5月，订单飘红，几乎每天加班到凌晨一两点，有时凌晨三四点，甚至通宵加班。

    杨勋昌离世后，鞋厂经理梁均为曾承认，工厂的确加班到两点，但“这是特殊情况”。对于梁弱化加班的说法，工人们显然不同意。在他们眼中，今年加班并非最严重，去年旺季曾经3个月一天假不放。

    5月初，舒元祥就不时听到老婆哀叹：“加班太多了，实在很累。”跟其他人一样，当时舒元祥没太在意。在他看来，鞋厂今年的加班比去年还稍微轻松点。

    不过，他注意到了老婆的脚。杨勋昌在鞋厂为成型鞋擦鞋胶，需要站着工作。“她的脚肿得好厉害”，舒元祥用手指做了个扩伸的动作。那时，他只是觉得心疼，并没看出兆头来。后来的追忆中，舒元祥才意识到老婆48岁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已吃不消了。

    其实早在4年前，杨勋昌的命运曲线曾短暂驶离出奕坚鞋厂的轨道。2007年，舒小青的儿子出生，她回老家带孙子。4个月后，又回到佛山。那时，在奕坚鞋厂工作了11年的她，早已厌倦了繁重的加班。经老乡介绍，她来到丈夫住处附近的一家小鞋厂“她刚过去就按老员工算，待遇跟奕坚鞋厂差不多。”舒元祥说道。

    但没干几天，杨勋昌就决定重回奕坚鞋厂。据舒元祥回忆，当时杨勋昌在小鞋厂很不适应，虽然工作时间比奕坚略短，但由于人少，一人要做多个工序，这让习惯了大厂流水线生产的杨勋昌觉得太麻烦了，宁愿再回奕坚，做繁重却简单的擦鞋胶工作。

    无奈的坚守

    鞋厂打工12年 从没换过工作

    杨勋昌的死，像一颗石头，投进了奕坚鞋厂平静的湖面。众多工人感慨不已，尤其是四五十岁的。

    43岁的林起芳也开始担心起自己的身体，有时会想到杨勋昌，很惊恐，担心自己像她那样。以前，她丈夫和妹夫都劝过她，换个轻松点的工作。对此，林起芳并未深刻地考虑过，但是，这并不影响她很快给出自己的答案。“年龄大、没技术，担心去其他厂做不了”，林起芳说着自己的担忧。不过她坦承，对于换厂，此前的回答有逃避的成分。

    逃避或许源于不自信，从她闯入佛山这座城市就开始了。林起芳记得，1999年她初到奕坚鞋厂，在针车上做穿线，却发现自己手脚协调性不好，总配合不起来。来回巡视的班组长让她感觉如芒刺在背，她内心恐慌，急得冒汗，手脚发抖。

    为此，林起芳多次受到班组长的责骂，眼泪都快流下来了。“你是猪脑袋啊，那么笨，明天不要来了。”直到12年后，她仍对这句责骂难以忘怀。当时一下班，林起芳就跟同厂的妹妹林超容说，干不了，要回老家。最后在妹妹的鼓励和“威胁”下，她才重新鼓起勇气。随后，她被调去做鞋底，最终站稳了脚跟。

    从那时起，林起芳就认为，一个在农村一直养猪、种田的妇人，所能做的也就如此。1999年离开四川老家后，她就一直在奕坚鞋厂工作，12年未曾挪过窝。

    同样外出打工十多年几乎没换过工的，还有舒元祥。自1996年来佛山后，他只做过2个月的建筑工，此后一直在陈村帮一个小老板养花。

    当然，也有人试图去改变。林超容便是其中之一。她1996年来佛山打工，疲于奕坚鞋厂的加班，又与一工友有隙，6年后她跳到了平洲五斗桥处一家小鞋厂。虽说工资涨了几百，但同样很累。“那边是计件工资，整天很紧张，还不如在奕坚。”一年后，母亲大病，她趁此回老家照顾。

    两年后，母亲过世，林超容再次离开老家。这次，她在老乡的介绍下，前往越南打工，不过仍是做鞋。虽然工资是佛山的两倍，但语言不通、生活不适应，最终她又重回奕坚鞋厂。

    此后，林超容还在平洲林岳一家鞋厂做过，后来还是回归奕坚鞋厂。“鞋厂都很繁忙，都差不多。”林超容说，“我只会做鞋，其他都不会，甚至没想过去做其它行业。”最终，她努力停留在奕坚鞋厂班长的职务上。

    离家的缘由

    家有老小压力大 唯一目的是挣钱

    有时候，林春梅会对姨妈林起芳和母亲林超容在奕坚鞋厂漫长的岁月感到惊奇。加班特别多，工作环境较差，两人竟都呆了十年以上。

    林春梅的惊奇源自她对奕坚鞋厂的切身感受。两年前，刚高中毕业的她被妈妈带进奕坚鞋厂，开始了人生中第一份工作。

    林春梅当时进的是品质管理科，鞋子出厂时，校验每箱鞋码是否准确，然后往鞋里塞进纸团。刚一进厂，她的工资级别就比母亲和姨妈高一个级别，而工作内容相比较却轻松了许多。“我姨妈在鞋厂里打鞋油，整个手都是黑的，洗都洗不掉，我接受不了。”

     但进厂不足一月，林春梅就厌倦了。“加班太晚，身体受不了。而且学不到东西，没有出路。”3个月后，她第一次向母亲提出要辞工，被劝阻。随后，林春梅又坚持了一年，最终辞了工。她辞工当月，所在部门十几人中，就走了五六个年轻人。

    不过，更多时候，林春梅对母亲和姨妈抱着理解的心情。“她们出来时都30岁了，上有老，下有小，经济压力很大。”此话正切中母亲和姨妈的心窝。从未离开过奕坚的林起芳谈起外出打工的唯一目的，就四个字：出来找钱。

    舒小青曾劝母亲重新找份轻松活，杨勋昌也去找过，找了一圈，发现能进的也只能是鞋厂。“她们什么都不会，年龄又大，没有哪个厂愿意要他们。”舒小青对父母一辈的评价是：“他们想法太少，我们想法太多。”她说，现在工厂老板就喜欢父亲这样的人，只是踏踏实实干活赚钱，其他什么都不想。舒元祥听到此话，微微一笑。他对换工作没多少兴趣，甚至在听到提高劳动技能这个词时，略微皱了一下眉头。

    回家的苦恼

    被城市“宠坏”了 走山路脚都疼

    杨勋昌的死亡赔付问题已谈妥。收拾完老婆遗物，舒元祥就和女儿踏上回家的路。

    一个多月前，舒元祥同样踏上了回家的路。只是，6月那次回家，让他清楚地意识到，生活已发生了一些改变。

    6月15日，外出打工15年的舒元祥第3次回到重庆蔡家镇，独自一人。多年未回家，该走的亲戚都得走一圈，其中岳母是最重要的亲人之一。

    舒元祥去岳母家，一路走得着实辛苦。两家虽在同一个镇，却得辗转多次。早上9点出发，他要先走2-3公里山路，分别花4元钱转两趟汽车，再步行约1小时，爬过陡峭山路，12点才到岳母家。这一趟路途，让舒元祥觉得特别麻烦，走路走得脚也很疼。他不由得将自己跟八旬老父亲做比较，说父亲现在走十几公里山路都不会脚疼。

    舒元祥将自己脚疼归因于习惯了佛山的舒适生活。“在佛山不常走路，出门就坐公交。”即使去几百米外的菜市场，他也会骑上自行车。

    林起芳也发现自己不太习惯老家的生活了。“就简单一个事儿，在家洗澡，还得烧柴禾或者蜂窝煤来烧热水。”更大的问题是，她觉得自己很难闲下来了。“厂里虽然很累，但是每天上班都有很多老乡在一起，聊聊天，时间其实过得挺快。”

    可一回到家，日子会变得很无聊，不知该去哪该干啥。林起芳记得上次回老家，家中只有老妈，哥嫂每天出去做工，白天基本不在家。“现在回家想找个说话的伴儿都没有。”

    “现在不回家时又想家，真正回到家又闲得发慌，好难过。”林起芳叹着气说。2008年，她被查出患有黄疸肝炎。丈夫趁此让她回老家，但被她拒绝了。至于何时回老家，她也说不清，“先干着吧，哪一天不想干了，哪一天就回老家。”

    命运的轮回

    带骨灰回老家 还会再回佛山

    在顺德陈村的屋子里，女儿舒小青劝舒元祥，“妈妈不在了，你还是回重庆老家来吧，这样我也能照顾上你。”

    可是，舒元祥有所顾虑。他觉得自己再也拾不起锄头了，年龄太大，在重庆也找不到合适的厂。“她负担也很重，我还是呆在佛山继续养花吧。”舒元祥心里盘算着。

    上周末，舒元祥已带着老婆杨勋昌的骨灰回到老家。按照他的计划，回老家把老婆安葬好，最多一两个月，他还会再回佛山。

    5月初，就常听老婆说加班太多了，实在很累。当时没太在意，不过我注意到了她的脚，肿得好厉害。后来才意识到，她48岁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已吃不消了。———舒元祥说

    有时会想到杨勋昌，很惊恐，担心自己像她那样。年龄大，没技术，我担心去其他厂做不了。不回家时想家，回到家又闲得慌，好难过。先干着吧。———林起芳说

    我曾劝母亲重新找份轻松活，她们什么都不会，年龄又大，没有哪个厂愿意要他们。老板就喜欢父亲这样的人，只是干活赚钱，其他都不想。他们想法太少，我们想法太多。———舒小青说

    她们出来时都30岁了，上有老，下有小，经济压力很大。姨妈在鞋厂打鞋油，整个手黑的，洗都洗不掉，我接受不了。加班太晚，身体受不了。而且学不到东西，没有出路。———林春梅说

    专家说法

    佛山约30万农民工正走向职业的末期

    据佛山就业服务中心统计，今年第二季度，全市农民工人数达到150万。据资深农民工研究专家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院教授吴理财估算，当前老一代农民工（通常指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外出打工的人，目前年龄多在40岁以上，主要是50后、60后）约占整个农民工群体中的20%，各地因产业结构不同，比例略有上下浮动。由此推算，佛山老一代农民工的人数约在30万左右。

    华中师范大学吴理财教授指出，老一代农民工的流动性并不低，但大多是水平流动，垂直流动很少，流动也大都徘徊在“重型活”范围内。而进厂的老一代农民工，流动性较低，尤其是女工。

    据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朱力教授介绍，目前，老一代农民工已进入中老年，正走向职业的末期。他们学历低、学习能力较差，多分布在建筑、低端制造业、环卫等行业，行业特点主要表现在苦、脏、累、差、险。老一代农民工的流动并不低，主要是水平流动，流动的风向标主要是经济待遇。

    目前，老一代农民工在劳动技能提升方面面临困境。主观上，他们对外出打工的期望值不高，打工目的纯粹是为赚钱。在自我认知上，他们也自视为一个农村人。即使目前国家在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但对于老一代而言，他们知识水平低，学习能力差，已走到了职业的末期，缺少参加培训的动力，同时培训还会耽误做工，进而影响收入。

    目前，已有部分老一代农民工结束了多年打工生涯，回到农村。在城市生活多年，他们在公共道德、个人观念、生活习惯等方面逐渐跟城市趋同，身上已打上了较为深刻的城市烙印。客观上，他们是将城市文化传播到农村的载体，但同时又成为夹在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之间的“边际人”，回到老家都不可避免会经历一段时期的“文化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