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的制革业
制革业，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古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衣服，猿人只好被毛寝皮，皮革成为人类的“另类衣服”，大概滥觞于此。到了商代，已经有“革工”，这可谓是中国制革工业的嚆矢。当然，此时制革业并非市场活动，直到唐代，牛皮才成为市场上可以买卖的商品，《新唐书·百官志》云：“市牛皮以供用。”到了宋代，已经开始用皮革制造刀剑的鞘具和车马用具等，这是制革成为军用品工业之开始。元明时期，皮革之用途日益广泛，对其需求日益增加，但此时中国制革业的生产方式及其技术还处于落后状态，无法满足其需求。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欧美列强一方面掠夺中国的原料资源，另一方面则是倾销产品，其中就包括铁路等交通工业所需的皮革制品、皮革配件等。面对中国工业之现状，很多爱国志士、工商业人士提出了“实业救国”的口号。由此，中国的民族工业开始萌芽发展，制革厂也相继出现。天津第一家大型制革厂为英商怡和洋行买办吴懋鼎于1898年开始筹办的“北洋硝皮厂”，厂址位于天津河北锦衣卫桥附近，不过直到1908年才正式开工生产。当时资本金为白银78万两，该场所用机器购自英国，并以先进的制革技术组织生产，为中国机器制革业的先驱。可惜由于经营不善，民国初年就倒闭了。
另一个创办较早的工厂是位于三条石的华北硝皮厂，时在1915年，1917年正式生产。经理兼工程师为留学美国的王晋生，他邀请在津的知名人士张伯苓、朱继圣、周叔弢等人集资30万银元而创办。该公司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为雍剑秋、杨锦魁等人，经理则是王晋生。华北硝皮厂最初租赁河北金家窑房产数栋，后因房屋不敷使用，遂又在河北三条石东口设立分厂，有厂房二百余间，占地约十亩。创办之初，制造的皮革有芝麻皮、花旗皮、英软皮、猪皮、马皮、羊皮等，品类不少，但不甚精致，未能畅销市面。为此，王晋生再次赴美，进入普瑞提实业学校学习制革专业，并到制革厂当工人以掌握先进技术。回国后添置大型机器，提高工艺水平。于1937年3月，再次增资至30万元，专门制造法兰皮、花旗皮及两色皮。这三种皮革用做鞋底，经久耐用，一经推出，立刻畅销，市场供不应求。在此之前的1927年，该厂添制皮带，其生产的传动皮带有“双象”“象”“马”“熊”“狗头”等牌，每日能够生产各号传送皮带一万数千尺，并制革一百多张。被誉为“华北第一流制革工厂”。沦陷时期，该厂被迫停工，为了不被日本人所利用，拆除机器，遣散工人，出租厂房，以待胜利。
1919年，在直隶省工业实验所化工科及皮革室工作的韩举贤、李彪辰二人，成功研制出铬鞣二浴法，并大力推广。其产品不仅供应天津当地，还远销烟台、哈尔滨等地，颇受消费者欢迎。不久，二人即受聘一大制革公司，为其建厂做准备。1921年，一大制革公司在京津公路西沽建立。但是由于实收资本不到位，再加上经营不善，未能发展起来。
20世纪30年代是天津制革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相继开业的有玉记、万盛和、汇祥、祥茂、义大、中亚等硝皮厂。后来又有鸿记、恒利、鑫华茂、德发源等硝皮厂开业。1936年时，天津有制革厂约60家，职工1000余人，资金达1000万银元，年产重革300多万斤。产品不仅行销平津地区，还扩及华北、东北、西北、华南、华中等地。质量甚至可以和舶来品相抗衡。也因此，制革业颇有利润，当时有“能舍爹和娘，不舍臭皮行”的说法。天津沦陷后，日方出资开设了“公大制革厂”和华北制革株式会社，生产的皮革全部供日军使用。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政府接管，改为联勤制革厂。这些工厂都以牛皮制革为主。
另外，还有一种是羊皮鞣制。其在天津起步较晚，清光绪年间开业的德义硝皮厂，就以鞣制本色皮革、自制车马具为主。德顺永硝皮厂的徒工朱可臣经过二年多的苦心钻研，于1925年研究羊皮鞣制成功。价格比进口的便宜一半左右，深受使用厂家的欢迎。后来他又进一步研制成功箱子、服装、手套等羊皮制品，为抵制进口羊皮革作出重大贡献。由此，制羊皮革技术开始在一些工厂如同泰硝皮厂、玉丰泰硝皮厂得到推广，当时天津约有40余家都是以羊皮制革为主。
这一时期，天津的制革厂之所以能有如此发展势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与天津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天津地处华北平原，濒临渤海，是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也是北方重要的经贸中心。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皮革制品进口减少。而国内则出台了保护工商业者的《商人通例》，为工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三是随着国内爱国主义的高涨，抵制洋货、爱用国货的号召，开辟和扩大了国货的市场，鼓舞了民族资本家办工业的积极性。天津民族工业较大的工厂，多设立于这一时期。据1912年至1920年北洋政府工商部注册工厂数字统计，万元以上的工厂达23家，资本总额达1211.5万元。主要行业包括纺织、面粉、化学、制革等。四是制革行业发展的特点是企业规模可大可小，只要掌握基本技术，拥有简单设备，即可生产。五是天津开办有“河北省立工学院”，其化学制造学系中设有制革课，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如一大制革公司厂长韩举贤、华北制革公司经理王晋生等都是该校毕业生。
总体来说，近代天津的制革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它既带动了近代天津工业的发展，也为后来天津制革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