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出口贸易的增长模式应当创新

    我国出口贸易近年来于高基数上连续增长，在奠定出口贸易大国地位及推动国内经济增长的同时，其持续增长的制约因素也在不断增多，面临的市场形势也日益严峻。总的来看，建立在低技术水平、低产业结构基础上的粗放式出口增长模式已面临越来越多的制约，因此，我国出口贸易的增长路径必须创新。

　　从出口贸易增长的实
践来看，我国进出口贸易额已在2004年突破了1万亿美元，2005年可望达到14000亿美元。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以现行方式维持的出口增长可能正在走向极限，3年翻一番的增长速度难以维继，有必要对出口贸易的增长方式及出口产业结构实行逐步转型。

　　事实上，我国出口商品近年来频繁遭受的反倾销调查已经说明，建立在产品低技术含量、低产业层次基础上的量大价低的粗放出口方式已日益面临国际市场容量的制约，未来发展空间十分有限（据WTO统计，2004年16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调查57起，涉案金额共12.6亿美元，为全球之最，几乎涉及所有我国具备出口竞争力的产品类别）。忽视环保、食品安全及劳工福利的粗放式生产与出口模式又使我国的出口贸易成为当今日益繁多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牺牲品，大大增加了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市场的适应成本。

　　低技术的、无自主知识产权，特别是产品核心技术掌握在他国手里的部分制成品大量涌向国际市场，已造成部分发达国家及跨国公司对我国出口产品实施系统的专利制裁，他们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借口，遏制我国不具有核心技术制成品的出口。部分西方国家围绕专利保护或专利标准的措施不仅已从我国卷走了大量的专利使用费，而且采用不断变换标准或阻止国内标准的国际化等方法使国内高科技企业的出口变得无所适从，大量的研发费用付诸东流。建立在劳动力、土地等传统要素基础上的，以静态比较优势发挥为准则的传统出口贸易的绩效已出现递减趋势，只不过目前这一趋势仍能被量的扩张、第一线产业工人的超额劳动所掩盖。事实上，建立在传统产业基础上的粗放式的出口增长已隐含着贸易条件的恶化以及国民福利的净损失，甚至也在挑战经济增长中的伦理，因此，我国的出口贸易正经历着出口主导产业转型前的阵痛。

　　应当看到，诸如汇率等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已给微观对外贸易部门的出口结构及增长方式的调整带来了政策推动力。虽然此次汇率2%调整幅度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但汇率改革仍然意味着微观市场主体将面临汇率变动的新风险。就我国对外贸易而言，汇率调整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及产品国际定价型企业将受到较大的直接冲击，其中尤其以纺织服装、家电、机械等行业为最。据专家研究，人民币每升值1%，纺织行业的销售利润将下降2%-6%,本次人民币兑美元升值2%,相应纺织行业的销售利润将下降4%-12%。而国际定价产品，如家用电子产品、化学原料产品、化工产品等的价格由国际供需决定，缺乏转嫁成本变动的能力。由此可以说，汇率改革已形成了出口贸易增长方式转型的外在压力。

　　实现我国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增长，创新增长路径，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背景，而且也有着丰富的理论基础。

　　首先，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经济增长奇迹的出现及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均已表明：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增长以及外贸出口增长均过多地依赖大规模的劳动及资金投入，而非通过提高效率来获得，那么他们与发达国家在技术水平上的收敛并不会发生。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结构无法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及消费结构保持一致，那就必然会在国际分工的新格局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其次，从对外贸易与一国工业化发展的关系来看，出口主导产业的转型也代表着一国工业化进程的升级，所以在实行赶超型战略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其出口主导产业必然会随工业化进程的发展而跳越。应该说一国工业化的进程能决定出口贸易的内容，但出口商品结构的率先转型也能推动一国产业结构的进步。实现出口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良性互动能使后进国家的“后发优势”得以体现，也能“锁定”先进国家的领导地位，最终实现后发国家的“蛙跳”效应。

　　第三，多年以来，出口与投资、消费一起一直被认为是推动国内宏观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近年来国内消费需求不振的条件下，出口贸易更是被赋予太多的经济增长职能，但实际效果在下降。现在中国宏观经济的增长已从注重数量向注重质量转变，这已为微观对外贸易部门增长方式的转变创造了宽松的宏观环境，今后出口贸易要更多地兼顾增长效益、更多地兼顾贸易条件及国民福利。

　　第四，实现我国出口贸易可持续增长的思路可归结为：从建立在低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基础上的，以静态比较优势为基础，以量的扩张为特征的粗放式的出口增长模式，向以动态比较优势的挖掘培育为基础，以质的改善及出口产业结构的提升为本质的现代出口增长模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