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如何浴火重生？
“中国制造”为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美誉
1979年3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大胆预言，“尽管从眼前看，中国需要大量进口，这将刺激工业发达国家的出口，但是长远而言，洪水猛兽般的中国产品出口会成为必然”。那时的中国在经历了近20年的匮乏后，刚刚从革命的狂热中醒来，一切都在复苏、萌芽，包括制造业。那一年，中国制造了3.34亿条麻布口袋、8.5亿个白炽灯泡、18.6万辆摩托车、130万台电视机。谁也想不到，30年后，预言终成现实。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出口一直持续增长，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最近三年以来，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40％。我国生产的彩电、冰箱、洗衣机、微波炉、摩托车、复印机、手机以及服装、鞋类等产品，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均居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贸易进出口总值创下新高，达到7957.4亿美元，同比增长23.4％，贸易顺差达614.4亿美元。
如今，“中国制造”不仅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风靡全球，在国际上为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的美誉：制造业增加值占中国工业生产总值的78％，从业人员占82％，每年贡献四成国内生产总值和五成财政收入，外贸出口的80％来源于制造业。在区域结构上，“中国制造”形成了环渤海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世界级制造中心，三大区域以不到全国35%的人口和10％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66％的工业产值。另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统计，中国制造业包括能源、化工、建材、纺织、家电、电子等十几个行业的百余种产品产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位。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已逐步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标签。但是，在世界100个著名品牌中，“中国制造”能在世界上叫得响的品牌却是凤毛麟角，而制造业强国美国、日本、德国的知名品牌却占了世界著名品牌总数的2/3。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仅靠为别人代工就可以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也没有一个世界制造中心不拥有属于自己的成批的世界级品牌。然而，中国大部分企业还在为世界级品牌代工，苟安于价格大战。中国加工贸易的大量利润流入外国品牌商、销售商手中。这种“两头在外”、“三来一补”的“中国制造”生产模式必然难以经受风浪的考验。
高成本时代“中国制造”面临转型阵痛
30年前，中国制造业借助低成本优势占得先机，而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中这种优势不复存在，而且，似乎在不经意间“中国制造”已经迈入高成本时代。成本上升、汇率变化、政策调整、美国次贷危机和贸易壁垒等因素给中国制造企业带来沉重压力。
2007年以来，“中国制造”的各项成本明显抬高。一是能源和原材料、土地价格、人工等直接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很多地方的地价和房价涨幅过快。今年以来，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连创3年来新高，1-6月份别上涨6.1%、6.6%、8%、8.1%、8.2%和8.8%，7月份涨幅又突破10%，至今涨势不减。国外媒体称，以前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建立在似乎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之上。7.5万家香港制造业把工厂建在珠江三角洲，旨在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近30年时间里，数千万民工大批涌入珠江三角洲的工厂打工。而现在，珠江三角洲的制造业的人工成本在不断上升。二是涉及环保、交通运输等的间接成本上涨十分明显，特别是国际原油价格的持续高涨，明显推高了制造企业的交通运输成本。
人民币持续升值和出口退税政策支持力度的减弱，于制造业而言更是雪上加霜。曾经以低廉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一席之地的“中国制造”，正在经受着日益沉重的人民币升值压力。自2005年7月21日，我国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累计升值超过18%。商务部受国务院委托刚刚完成的调研显示，人民币升值幅度已成为中国出口企业的无法承受之重。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出口顺差已连续4个月下降。同时，政府降低出口退税率、上调最低工资、反污染条例开始生效等因素都侵蚀了企业的利润，使得大量仅仅依靠低成本生存的制造企业因失去价格竞争力而被市场所淘汰。
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多年来，该地区为美国市场输入低价商品，现在这个地区预计服装工业成本在2009年上半年将提高8%。在中国经济版图上曾独领风骚多年的珠三角，昔日热闹、辉煌的“世界工厂”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不仅珠江三角洲，上海及长江流域的企业都面临成本上涨的压力。同时，长三角地区的企业还面临劳动力不足的局面。
据国外媒体报道，由于中国的制造成本越来越高，在未来三五年内，印度可能取代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该报道称，通过对来自欧洲、美洲和亚太地区的340多家全球最大的跨国制造公司的调查显示，目前，中国是西方企业首选的制造业外包地，而印度是IT、财经和客户服务领域的首选外包地。但与印度等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制造成本越来越高。
中国制造业已经迈入高成本时代，这是无法回避的一道坎，也是迟早要迈过去的。
“中国制造”如何浴火重生
成本危机削弱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但不会阻碍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
近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长三角地区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努力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努力建设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这是国家层面发出的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要求与期待。
另据悉，财政部拟定的事关1500亿减税规模的新增值税方案，已经上报国务院。如无意外，新方案将于2009年1月1日实施。增值税改革在全国的推广，将对制造业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尤其是技术密集型企业。这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制造”加快升级与转型。
从长远来看，一个相对经济独立的国家或地区，必须拥有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强大工业基础。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香港制造业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迅速北移，短短十余年间，香港从一个加工制造中心，演变为亚太地区的商贸服务中心，形成了制造业弱化、服务业独大的不合理经济结构。结果这种脆弱性的经济结构在十年前的亚洲金融风暴的袭击中弊端暴露无遗。中国大陆经济不能重走香港经济老路。
可见，制造业仍将是较长时期内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战略需要。
尽管“中国制造”面临诸多困难和不利因素，但是我们应该坚信：中国仍是制造业的最好的发展天地之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态势不会有大的改变，对制造业的需求仍有巨大空间；制造业在中国仍可以享受人口红利特别是高素质人才红利。此外，20世纪后20年出现的信息革命，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要素全球流动，使得中国企业进入世界竞争的壁垒大大降低，也带给了“中国制造”浴火重生的希望。
实现“中国制造”的浴火重生，需要我们扎实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从低成本走向自主创新。通过政策引导、技术创新、品牌经营，中国制造应向产业链中附加价值高的方向发展，从劳动力密集型走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从原始设备制造商向原始设计制造商和自主品牌制造商过渡，形成基于自主创新的“中国优势”。生产模式要由主要依靠资金和物质要素投入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转变。要依托全球的技术标准，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近些年我国形成了以华为、海尔为代表的一批拥有自主知名品牌的优秀企业，但总的看，我国企业创新能力还不强。要树立强烈的自主创新意识，把创新置于企业战略的最重要位置。要通过加快建设现代企业制度，形成完善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增强企业自主创新的内在动力。同时，要舍得投入，把企业各方面的资源集中到创新上来，建立完善的研发机构，加大在新技术、新产品研发上的投入。企业要在自主创新中唱主角，既要靠企业自身的努力，也需要政府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支持。
二是深度挖掘国内市场的价值。在全球市场上，跨国公司凭借强大的品牌优势，已基本瓜分了发达国家主流市场。在新兴市场中，中国市场已成为新的兵家必争之地。不过，中国市场特殊的二元化结构与早期准入限制，使庞大的中国市场还处于方兴未艾的发展阶段。在这方面，深谙中国市场竞争游戏规则的本土企业还有着一定先发优势。联想、TCL、海尔等优秀本土企业在国内市场地位的确立，也都是借助独特且富有竞争力的渠道建设策略，提升了市场品牌知名度与市场占有率。蓬勃发展的中国市场依然是本土制造企业重要的战略资源。中国企业应从产业链上而非单纯的制造环节寻找最有效的市场突破点，通过提升制造企业对本土市场的有效控制力，进而提高品牌价值、收入水平与盈利能力；依托尚未被跨国公司瓜分的本土市场作为撬动全球的杠杆，从整个产业链上（例如下游的渠道）寻找本土企业的突破口；通过提升产业链中端对端的整合力来提高企业收入水平与盈利能力，并借助资本市场的杠杆效应放大既有竞争优势。这种竞争策略，是逐步提升中国本土制造企业在全球行业竞争地位的一个较为现实的战略选择。
三是提升产品品质，树立品牌意识。“中国制造”声望的滑坡不仅威胁了中国自己的经济，也威胁了进口中国商品的西方企业。对中国商品信任的丧失也可能为全球贸易系统带来负面影响。在日本战后重建之初，其主要出口市场对其商品的质量评价也不高，日本政府承诺要解决质量问题，在此后10年中，日本培训了两万名统计质量控制工程师，取得了切实的成效。“日本制造”被赋予了品质可靠的内含，从而使得日本企业在照相机、电子产品以及汽车等高价值产品领域中赢得了全球领先的地位。日本企业主要以自有品牌出口产品，所以品牌质量所带来的市场溢价对它们的成功至关重要。相比之下，中国往往是根据海外企业的外包要求兴建出口生产基地，“隐姓埋名”地照单生产。我们必须树立自信心，敢于进入竞争的“决赛圈”。树立全面的品牌与营销共同发展的意识，通过颠覆性的品牌营销，打破市场上原有的竞争秩序，突破后来者面临的营销困境，用品牌拓展大市场、快速超越竞争对手，进而成为市场的领导者。
四是调整生产经营策略。出口规模较大、利润较高的企业要通过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实现从低档产品向中高档产品的转变，并积极实施品牌战略。只有坚持走自主品牌道路，才能掌握国际话语权、定价权。出口规模较小的企业可依附于出口规模较大的企业，通过购买部分订单维持生产，或者通过减少出口产品产量，增加国内销量等方式，应对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延伸产业链，实现产业梯度转移。
五是实施“走出去”战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内市场日益饱和，很多中国制造企业不可避免地遭遇发展瓶颈。因此，中国制造企业必须走出去！越南、印度、泰国、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虽然劳动力效率没有我国东南沿海地区高，但劳动力成本具有明显优势，部分实力较强的制造企业可以选择到内地和周边国家投资办厂，以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出口竞争力。印度作为目前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发展中国家，无疑也是中国制造企业“走出去”最理想的国家。印度中产阶级占全国的人口比例已达到了30%，约3.3亿。仅这一部分人口的购买力，就相当于6个法国、5个德国或者整个西欧的购买力。中印在经济上存在巨大互补性，例如印度的软件、服务业发达，而中国制造业基础雄厚。这对中国产品走进印度市场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
六是运用避险类支付、结算和衍生工具规避金融风险，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随着人民币升值幅度的加快，企业应该逐步增强运用避险工具锁定汇率升值风险、规避汇兑损失的意识，运用避险类支付、结算和衍生工具，如贸易融资、运用金融衍生产品、改变贸易结算方式、提高出口产品价格、改用非美元货币结算、增加内销比重和使用外汇理财产品等，主动规避风险，减小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的影响。
总之，作好应对，转型期的“中国制造”定能化挑战为机遇，迎来新的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