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少帅”毛一丁：跟中关村一起长大

中关村，中国的“硅谷”。中关村每一个成功产品后边，都有人操纵；中关村人的每一次跳槽，可能会影响某一个企业或行业。

平和的仪表，从容的神情，掩饰不了“数字英雄”、“IT少帅”毛一丁的成熟、自信与干练。对面这个说话象杯清茶、不瘟不火的“白面书生”，居然在中国软件领域里，游刃有余地运作了一个又一个高科技企业。

（一）从“武教头”到“电脑通”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在中国农科院畜牧研究所工作。“文革”期间，才三岁半的我随下放的父母在青海省海西洲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小时的我，特喜欢看书，家里那些生化、畜牧方面的书籍及《十万个为什么》等都叫我翻了好几遍，爸爸那时叫我“书虫”。

1979年，罪大恶极的“四人帮”粉碎后第二年，12岁的我回到了出生地北京。回北京后，我在北京农大附中读初中。那时，班上的学生爱拉帮结派，好斗欧，整栋教学楼可以说没剩下一块整玻璃，全叫同学给砸了。因为所有的帮派我都没参加，同学扬言要打我。我这时身体尤为瘦弱，连早上出去跑一圈，回来时便会感冒；就是做俯卧撑，撑一个便爬不起来。块头小、身体又虚弱的我，于是便受同学欺负。

妈妈有个同事会武术，便怂恿我去跟人家学些通背拳、摔跤什么的，一来强身健体，二来可防身免伤害。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我在武术上进步很快。学校在组织武术队时，我自然当选为队长。恰巧，国产第一部开打电影片《少林寺》在全国公映，社会反响极大，许多人也渐渐喜欢上了武术。作为队长的我，再也没人敢欺侮我。

可能受爸爸职业的影响，中学时我特喜欢生物、化学。我在小学的志向是当一个昆虫学家，上中学了便想当一位医生。当然，我那时还爱上了集邮，也喜欢无线电，常常拨弄些什么二极管、三极管，这或许是我今后走上IT技术行业的一个先兆吧。

尽管我的武术练得相当出色，但那时有许多人反对干这一行，说不务正业，是歪掰。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了下来。1986年高考填志愿时，我发现招生简章上有武术专业，当时想都没想，自作主张报了北京体育师范大学教育系，并用自己的成绩印证了自己的选择是对的。大学毕业时，体操要过“三级”，我在一年级便过了二级，在走出大学校门时，自己已是武术专业二级运动员与二级裁判员。

大学三年级有选修课，开了十多门，要求每人必须选修三门。我选了5门，但没有选修计算机。可是，选修的5门中有三门不感兴趣便丢了，只剩下两门，三门才能毕业过关，怎么办？恰恰这时，同学黄凤才对自己选修的计算机不感兴趣，他把这门给丢了，我得知后就说“让我去替你吧”。学的是BASIC语言，每当老师查人念到“黄凤才”时，我便站起来大声喊“到”。快期终考试了，我才发觉长期如此不行，自己辛辛苦苦修的学分最终会是黄凤才的，便去找老师说明自己的真名实姓。因为成绩好，经老师查实让我恢复了“本来面目”。

当时，爸爸所在单位也在组织学计算机技术，发了好多教材与辅导资料。大学毕业有一个实习，我在实习期间切除了发炎的阑尾。在住院无奈的日子里，妈妈看我喜欢计算机，就带爸爸那些有关“长城0520”的书给我翻，有些地方看不很懂，我便死背下来了。

1990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农业大学当了一名武术教师。也就在这时，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认为“绿荫场”并不适合自己长久呆下去。教书的工资很低，当时我每月只能领到120元，和父母在一起吃饭觉得不好意思，每一领到工资，我一分不留的全部上交给家里。兜里没什么钱，遇到和同学一块聚会之类的小开销，我都得找朋友借钱，很丢脸。

当武术教练，课不是很重，一周才带四节大课。我当时同北京农大的一些研究生混熟了，我得知这些研究生可以使用学校里的电脑，就央求他们带我去计算机房，教我学电脑。当然，那时农大的电脑也非常少，而且保管得相当严谨，除了做课题必须使用外，连这些研究生也轻易不能乱动的。最初，我虽然进了计算机房，但只是个看客，那些学生只让我站在一边观摩，绝不允许我碰一下计算机。

有一天，我又到计算机房里做“看客”，正在工作的计算机突然出现一个错误操作问题，几名研究生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怎么都难以让计算机正常运转，他们被迫打算中止工作。这时，站在一边的我主动请缨，“让我试试吧。”那几名学生看看我这个既是“先生”又是“学生”的“计算机迷”，不相信地说，“你行吗？”“你们不让我碰机器，怎么知道我不行？”他们见我说得在理，就把计算机让给了我。凭着平时积累的扎实理论基础，我从容不迫地上了机，连自己也出乎意料，只用了两三分钟的时间，竟然把那个“难题”轻而易举地排除了。自那时起，那几名研究生开始对我刮目相看，我也因此获得了使用计算机的“特权”。往往是他们干活到深夜十一、二点，后半夜电脑便归我了。这时，我的计算机技术可以说飞长。

爸爸见我酷爱计算机技术，便破例花2750元给我购了台电脑。如果要说中国的电脑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家庭，我可以说是最早使用家庭电脑的。当时，农大的一些研究生写论文，文稿便交给我有偿打印。他们写论文，要建有关土地面积、降雨量、产量等地理资料数据库，我便用电脑给他们建立数据库并协助进行数据分析。就这样，我利用晚上或星期天给他们干活赚些“外快”，这可以说是有生以来最初的打工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航天部507研究所有个负责全所计算机系统维护的师傅给我实践经验不少，我拜他为师，跟他学怎么装、怎么修计算机。其中，练就了一手绝活，那就是专门修打印机的打印头。

（二）在中关村寻找游戏规则

90年代初，下海风起。1991年暑期，我到南方一个朋友家作客，倍感“海潮”澎湃，一想到自己天天在操场上风吹雨淋的没什么意思，冥冥中想放弃“教师”这个职业。

第二年秋，新生到了。学校安排我带4个班，比一般老师所带的学生多得多。这让我不免产生想法，便与体育教研室主任反映。可是石沉大海没结果，于是毅然决定下海。

妈妈给了我2500元钱作为我下海的启动经费。我同农大毕业的那帮朋友一共5个人开了家“神农咨询有限公司”，在清华大学南门租个门面挂上牌子，自己当上了董事长，作农口的一些项目咨询，提供农技信息。

公司开了，却好久没生意。作为董事长的我不得不出外打工，帮亚运村一家广告公司作电脑动画。当时，薪水500元，还不错。下班回自己公司时，在路上买五张大饼、一块羊肉、一个大白萝卜，做锅羊肉萝卜汤，啃大饼，用自己打工的工资来养活那一帮人。神农公司虽作了一个项目，但失败了，只得关门，一万元卖了公司，各自散伙。

1993年夏天，湖南有个叫戴顺天的人发明了一种两笔字型输入法，即“太极码”。他想在北京成立顺天电脑分公司，经人介绍我出任这家公司的市场推广部经理，开始了真正在中关村打工的生涯。

从我个人的感觉来看，这是一个好产品，甚至到现在，我依然认为那是一个好产品。当时的市场是个万“码”奔腾的时代，五笔字型输入法的极大成功，激起了无数的输入法面世，推广输入法的公司比比皆是。我作为推广部的经理，自然是要努力推广“太极码”。我开始干起了我在学校从没干过的事情，首先是在北京几乎所有的高校搞讲座。记得当时公司是初创阶段，我的月薪很低，而且每天晚上几乎都有讲座。北京当时有82所高校，我几乎跑遍了，有的高校留下我多次奔波的身影。每天晚上，我骑着自选车进校园，给大学生开办输入法讲座。由于我把那种软件的性能介绍得较详细，而且又能比较客观地与市场上其他流行的输入法作比较，学生对这种简便易学的输入法非常感兴趣，每晚准备的软件都会被一抢而光。因此讲课时，带的是一包软件与书，回来时口袋里揣着一大把钱，满载而归。

后来我嫌光靠刷海报、办讲座而耍嘴皮子不过瘾，于是动起了笔，开始在各种计算机媒体上发表文章，《电脑爱好者》等好多媒体还连载过我的专稿。半年后，从没正式练过写作的我编写了一本《太极码两笔型初级教程》，并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此书投入市场后很受用户欢迎。

1994年一个层林尽染的日子，我到做中文平台的北京怡江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谈有关“太极码”的合作事宜。结果合作没谈成，对方老板看上我了，认为我是一名不错的干将，“你干脆别做什么太极码了，到我们公司上班吧？”

当时自己在“顺天”公司也有点不顺意。北京分公司可以说完全是由我创建的，但自己只是一个部门经理。湖南人很认老乡，叫一个老乡主持北京分公司的工作。这个人每天不干事，指手划脚，很叫我看不顺。再说，与“太极码”相比，怡江公司的“天汇”是个大品牌，是当时中文平台中技术比较好的一个软件。我于是欣然接受邀请，出任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助理，从事产品开发、市场推广、对外合作、产品销售、客户服务、公共关系、广告传播及公司内管理等诸多工作，主要精力集中于“天汇标准汉字系统”的市场推广和销售。

最初进“怡江”，适逢中文平台大战，内外交迫：要抵御微软6.22中文版；要预测DOS向Windows转变的趋向；要打击联想汉卡等竞争对手；同时还要与其它USDOS软件汉字系统较量。我和同事一道制定出一套联“内”钳“外”的战略，一方面跟国内的其他几家大公司联手，另一方面加大广告宣传力度，大打价格战，与微软抗衡。天汇有个系列产品“中文支撑环境”，类似Windows95，我们偷换了个概念，价格便宜不少，基本动用成套思路，走代理商和邮购两条路，仅仅几个月内就销出了数千套。每每上班时，看到小面的来领货，心里别提多高兴。

在怡江公司，我写了大量的与软件有关的文章、广告词，既磨炼了笔锋，也增强了自己在软件开发方面的营销策划能力和信心。记得那时写了一篇《饮食文化与软件文化》的文章发表在当时的《北京青年报》上，文中通过对中外快餐业竞争的对比剖析了国产软件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鼓励国内企业不要气馁，勇于接受“外来挑战”。显然，该文触动了微软的“神经”，不久微软回敬我一篇《少谈文化，编好程序》。一时间，中国的软件市场在舆论上出现了“硝烟弥漫”的角斗场面。之后，我又写了一篇《谈清文化，才能编好程序》，对方没有回招，这件事就此作罢。

1996年春，DOS中文平台几近衰落，市场极小。“怡江”转向新的产业，而我觉得自己比较适合在软件业发展，于是加盟到当时还处于低谷的金山软件公司，并被委任为该公司的副总经理，负责公司产品线设置、开发项目管理、营销策略及相关计划制定，并参与公司内部调整和管理，重新拟定公司的开发方向和市场推广策略，尝试采用大规模市场营销手段进行软件市场开拓。那时，国外的解压卡进来，在486电脑上放VCD时图象一帧帧的不够清晰。于是，国内盛行一个说法——“计算机不能播放VCD”。对此，我一到金山制定了一个“金山96计划”，组织开发了6个小软件，其中成功策划命名的“金山影霸”，就是专门针对“计算机不能播放VCD”这个谣言的。我把影霸适当包装，提出“不用解压卡，照看VCD”，这个软解压在工具类软件销售排行榜上长期高居榜首，一再热销。公司很快销售了三万多套软件，使”金山”从此走出低谷，成为今天国内软件市场的一个大公司。金山公司总裁雷军几年后还颇有感慨地说，“是毛一丁教会了金山怎样做市场。”

当然，在“金山”的日子里也留下遗憾，那时考虑到行业壁垒较高、市场前景不明，对教育软件没看准，没有做起来——现在，科利华、金洪恩的软件卖得都很火。尽管我在金山公司只工作了半年，但每当我看到这个产品的名字出现在各种报刊上、出现在连邦软件排行榜上时，我心里就自觉不自觉地感觉到甜，因为我找到了一个好产品，我的劳动让人们了解了这是个好产品，这也许就是所有市场人员最愿意看到的。

这年秋，我见金山公司的发展方向不明确，便跳到长城集团公司做PC市场策划部传播主管，负责金长城系列电脑的市场推广工作，涉及产品定位、营销及品牌推广策略、大规模传播活动组织、广告策划及计划执行，竞争产品的市场预测、分析，各种市场促销活动的策划实施，通过差异化营销手段以家用电脑系列带动商用电脑系列销售。当时，长城公司策划部聚集了一批精英，他们对市场的感觉、策划、操作能力都很强，而且还具有团队精神。加盟后，我们跟“联想”、“方正”等公司展开了一场市场角逐，竞争的结果虽然平分了市场，但“长城”花费的市场费用仅是“联想”的十分之一。在这场大战中，我成功策划并推行了金长城电脑“九大特征”、“七项全能”、“三电一体”等产品概念，组织了金长城爱心义卖等多次大型市场活动。1997年，金长城电脑成为国产三大品牌之一，我尤为欣慰，精力没有白费。

1998年春，长城公司换帅，接着进行大调整，整个策划部集体解散，我也随即而离开。离开“长城”后，我在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任策划总监兼公关部经理，负责公司总部的市场策划、市场推广和品牌建设工作，主要涉及战略规划、品牌管理、厂商合作、市场推广等业务。在“连邦”，我成功运作了“百万国产软件援藏”、“抗洪救灾爱心义卖”、“Windows98午夜疯狂热卖”等多个大型活动，为“连邦”营造更好的市场品牌形象付出了自己的艰辛和智慧。作为《连邦软件大世界报》的主要撰稿人，我不忘对外在各大媒体上发表大量软件市场评论、分析文章。相关文章迄今可能发表了不下500万字，难怪有人背后说我是“中关村的一支笔”。当然，也有人给我绰号——中关村的“白面杀手”。因为初到“连邦”做策划总监时，我为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提高工作效率，曾对公司的人事进行大调整。可能是调整力度太大，于是他们送了我这顶“帽子”。

1999年初，“连邦”开始发展电脑教育培训、信息产品流通、互联网络营销、IT资讯服务四大块业务。我从总部“借调”到负责互联网络营销这一块，我与同事们耗尽了心血，着手规划电子商务业务。受国外一个叫“亚马逊”的网站启示，我给我们的网站取名为“珠穆朗玛——数字巅峰”，域名为“8848”。——人家既然能创造世界上“最长的河流”，我们完全可以建立世界上“最高的山峰”。通过大规模拓展电子商务业务，“8848”很快在互联网领域拥有一席之地。

1999年8月，“8848”网站从“连邦”的一个事业部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公司——珠穆朗玛电子商务网络服务有限公司。作为市场总监的我成功组织“七十二小时生存测试”、“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展”及各种网上活动，使月销售额达到2000万元以上，独立后的100天内资产增值100倍。于是，“8848”几乎成了国内电子商务的代名词，公司形象广泛传播，深入人心。

这年11月26日，这个日子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这年一年前的这一天中国互联网上的一面旗帜——瀛海威公司的15名高层人士集体辞职。没想到，这一年的同一天，国内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8848网站的以我打头的3名主创人员先后递交了辞职报告。这可能是中国互联网史上一个巧合。我们是通过E-mail向董事长兼公司主席王峻涛提出辞职的。王峻涛表示尊重我们的选择，于是我们三人带着股票期权离开了8848。

没想到，这次辞职在中关村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传统媒体及互联网对此也炒作不休，有的称之为什么“政变”。关于辞职，我一直坚持只说一句话：“我要在中关村寻找游戏规则！”

半个月后，我们三人以团体的形式加盟北京实华开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离开“8848”后，我与多家网络公司接触过，之所以选择实华开这样一家名气不是很大的公司，是因为实华开业内背景较长，资金情况较好，管理队伍健全。当然，我们三人如果分开找工作，很容易找一个薪水高、有实力的公司，但我们几个磨合过很长时间，相互配合默契好，组合在一起更有力量。我出任的是实华开副总裁兼在线销售事业部总经理，其他二位出任事业部副总经理。

在实华开，我把“EC123”网络规划为“网上折扣店”，作了不少推广策划，效果明显。可是，由于某种原因，在这个单位只做了3个月，我又离职到了北京中文之星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受聘为营销副总裁。一上任，我展开了拳脚，策划推出的“中文之星智能狂拼”很快卖出近20万套。

尔后，我发现公司产品开发的线很长，不想再在这里干等下去，便又选择离开。2001年8月1日，我再次应聘成功，成了北京瑞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

电脑特别是网络的普遍应用，一下子把人们推到了和电脑病毒面对面的境地，不是网络瘫痪就是频繁死机或无缘无故的数据丢失等等。这些，都是电脑病毒搞的鬼！如今“欢乐时光”还没“撤退”，“红色代码”又来了，并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蔓延全球，现在“经色代码TT”在网上到处流窜，没完没了。我国平均100台电脑有73台感染过病毒。因此，病毒与反病毒的“拉锯战”无尽无休，我作为开发“电脑杀手”软件的公司副总深感肩上的担子不轻，任重道远。

（三）做市场的永远像奶妈

我自弃教投身中关村“下海”创业至今，掐指一算前后竟换了不下10个单位。我的跳槽归纳起来，大致能分几个阶段：当老师可称得上是“观潮”，做太极码时是“入行”，搞天汇时才有了“定位”，在金山为“练手”，长城像“进修”，到连邦是“突破”，从“做产品”到了“做行业”，创建8848不失为“赶潮”，步入实华开为“反思”，进中文之星是“回归”，到瑞星便是“挑战”，一步步趋向“成熟”。

与众多打工者相比，我与一般人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别人通常喜欢纵向发展，呆在一家公司里从员工做起，一步步地向上爬，直至成为部门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而我从不这么做，我喜欢横着走，我先后跳了这些公司，基本上担任的都是部门经理、副总裁之类的职务，自己走的路可称得上是“职业经理人”的道路。

我乐意做“市场人”，从来不做市场之外的事。我跳槽，没离开过IT和市场这两个圈子。跳来跳去，都是为求生存。对做这行，我有个“保姆理论”：孩子是人家的，做市场的象奶妈，可以尽心，但不要太多情，别把孩子当自己的。

求职上，我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事可不可以干，人可不可以交，环境够不够好，待遇够不够高”。不管所在公司现在的情况好坏，他们搞的事一定得让我觉得有可行性，而且老板还应该是个值得交往的人，另外我还要考察这家企业的文化氛围，同事之间相处是不是融洽，有没有团队精神。当然，对于职业经理人而言，企业于己说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分离的。作为一名打工人员，我对待遇也有一定的要求。

许多人劝我自己当老板，我暂时没有这方面的打算。虽然从能力、经验和资源上都较成熟，但有的人适合做帅，而我适合做将；既然是将，要文武皆全，忠于职守，找到好的战略，运用好的战术。我们给公司花钱，在我手里，要让你的钱花得值。

山西人喜欢吃酸醋，而四川人则喜欢吃辣椒。辣椒刚吃的时候并不好受，但吃惯了却是一种享受。记得刚到长城集团工作的时候，我很不适应那种激烈的对抗和竞争，就像我对待体育运动一样，我不喜欢激烈对抗的球类运动，而更喜欢诸如武术、体操之类的个人项目。在百万级与千万级这种巨大级别差距的较量中，人的才智似乎更能得以充分发挥，它能充分挖掘出人的潜能以及应变能力，在这种竞争中，我体会到了“辣”的滋味，不辣激不起食欲，不辣感觉不到那种刺激。

回首自己走过的路，说不上坎坷，一切还很顺利。我打算在45岁退休，老的时候自己开车去旅游，没事的日子写本书，书名暂定为《混在中关村》。我驻村可以说最早，也说得上土生土长的中关村人，经历了村内不少的风风雨雨。我想把这些年在中关村打工的故事或经历及我自己眼中的中关村写出来，一定有嚼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