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就业趋势篇之鞋都东莞

　　曾经以“东莞塞车，全球缺货”而著称的这个制造业中心，其实只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某种“半成品”，而在金融海啸所带来的风险背后，以现代化城市为目标的东莞或许正面临着“整体升级”的机会

　　企业的转型之路

　　在一部分企业致力于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的同时，另一批企业则在2004年前后开始了新的“突围”：内迁。

　　1994年来到东莞打工的王亮，今天已经是一家外资电子厂的人力资源主管。过去的十多年里，他眼看着自己工作的企业从一千多人发展到上万人规模，然后再收缩到今天的不足千人。

　　王亮任职的电子厂是世界知名电脑硬盘制造企业的供应商之一，1994年他应聘到公司担任质检员时，正是公司高速发展的阶段。作为当时厂里少有的几名大学生之一，王亮很快被派去负责建立当时国内还很少有企业了解的ISO9000管理体系，并成为国内最早的ISO体系认证专家之一。

　　就在王亮开始被公认为“质量管理体系专家”时，迅速扩张的工厂开始遇到了新的问题：在短短三年时间里，工厂从1500人扩大到10000多人，从一个厂变成三个厂，却几乎没有建立起系统的规章制度和管理体系。到了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粗放型管理的企业终于在产能急剧缩减的同时遭遇严峻的管理危机，负责技术培训工作的王亮再次转型成为人力资源主管，从最基本的人事制度开始重新塑造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在王亮看来，1998年到2003年是公司重要的转型期，1998年之前的公司发展模式是机会主义式的粗放竞争，“谁能做更多的订单谁就能赚钱”；而在1998年到2003年期间，大量竞争者的涌现使得人力和原材料成本不断提升，企业必须依靠内部管理来降低成本和提升效益。

　　到2004年市场需求再度回升时，王亮的企业已经从一家“机会型企业”转型为“管理型企业”：在这一阶段，尽管公司的产能不断提升，但用工数量却依然不断减少——随着人力资源成本的不断提高，公司的竞争策略变成了技术领先+自动化，利用电子行业技术升级的机会，更多地使用自动化设备取代人力。据王亮估计，到2008年年初时，公司1500人创造的产值跟2000年时的4000人相当。

　　实际上这一变化远非仅仅发生在王亮的企业，以电子厂所在的长安镇为例，从2004年到2008年期间，全镇的外来流动人口基本保持在70万人左右，但全镇工业总产值却从2003年的124.4亿元迅速提高至2006年的402.7亿元。而整个东莞市的流动人口从2003年的400万左右增加到2008年的1000余万，GDP则从805亿元增加到3100亿元，增长速度也远超过流动人口的增长率。

　　如果没有金融海啸的到来，东莞的产业结构调整可能会在一个更长时段里平稳地进行下去。但是金融海啸的到来不但影响全球的制造业巨头，也深刻地改变了东莞的产业生态：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公司从1500人再度收缩至900人左右。对于未来是否会继续裁员，王亮表示还要看工厂能否接到足够的订单。

　　在一部分企业致力于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的同时，另一批企业则在2004年前后开始了新的“突围”：成本提高、劳动力减少加上运输条件的大幅改善，令企业可以在广西、湖南、江西等“八小时产业圈内”重新寻找新的价值洼地。

　　位于东莞厚街的华坚鞋业2004年将新的厂区建到了江西上高。“当时许多同行都不理解，说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走？”江西华坚行政部经理李卫民告诉记者，当时公司已经预见到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的趋势。

　　由于提前转移所获得的成本和规模优势，华坚的产能和竞争力都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不久之后，东莞鞋业中的“大哥大”——裕元集团也到江西开设了新厂。

　　随着华坚和裕元的到来，原本占当地劳动力70%以上的外出打工者开始回流，上高县也转而从劳动力输出转变成劳动力输入，地方政府不再支持大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入驻。

　　据李卫民介绍，跟东莞相比，江西最大的成本优势来自土地和水电，劳动力成本则与东莞差不多，“现在交通这么方便，工资太低人家就到别处去了。”

　　房东的烦恼

　　东莞独特的二元化社会结构，使得无论是外来企业，还是外来人员，都很难摆脱“过客”心理。

　　江西抚州的阿龙从2006年开始加入“二房东”的行列，向当地村民承包了两层楼，再分别出租给其他住户，并赚取其中的差价。

　　这种“二房东”的兴起，跟东莞的城乡结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传统农村转型而来的东莞市，在市区之下并无县、区一级的行政机构，而是直接分划成32个镇区及其下的村组，各地的土地资源则大多掌握在村镇办企业及村民手中。

　　随着东莞制造业的兴起及大量外来工的涌入，在当地村镇企业盖起大量出租厂房的同时，本地农民也纷纷盖起了用于出租的物业。

　　据长安镇“新莞人服务管理中心”的吴先生介绍，自2004年以来，长安镇3万多本地人共拥有近2万栋（套）出租房，在这些出租房中居住着超过32万外来人口，占长安镇整个流动人口的将近一半。与此同时，还有4000到6000人左右的“二房东”，以相对固定的价格向业主承租并经营这些出租屋。

　　阿龙就是这些“二房东”中的一名，2006年他投入四五万元承包的这41间出租房，现在转让1万元也没人接手。眼看着房屋租不出去，身为业主的阿龙也坐不住了，在过去几年依靠坐收房租过着悠闲生活的阿龙重新找了份建筑工作，开始适应新的生活。

　　从某种意义而言，东莞不少村镇经济正面临着房东阿龙一样的处境：当风光一时的企业倒闭，来自各地的打工者消失之后，当地人们才发现，自己原来真正的角色仍然只是一名“房东”。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独特的“房东经济”曾经造就了东莞制造业的辉煌：来自港台的资本、国际化的管理技术，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力资源，在这片“租来的土地”上完成了资本、技术、劳动力与土地等诸要素的首次融合，从而创造出惊人的市场效应。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迅速扩张的企业所形成的市场规模远远超出了原有的社会管理体系所能容纳的范畴，急剧膨胀的流动人口所带来的治安、环境等问题，使得当地政府不得不把有限的资源首先投入管理而非服务功能。如各镇在2004年前后成立的出租屋管理中心，其工作重心就是出租屋治安管理。

　　滞后的公共服务、庞大的消费群体和日益稀少的土地资源，在东莞下属的各镇中形成了独特的财富和价值“生态圈”：拥有大量物业的本土居民依靠物业出租获得可观的稳定收入，并形成与流动人口相区隔的生活圈，同时在政府和企业中有着更多的任职机会；与此同时，以出租屋为中心形成了流动人口生活与聚集的社区形态，以满足普通打工者的消费娱乐需求。

　　在这两种社区形态之间，作为城市所普遍存在的公共服务和设施却明显不足，比如公共交通系统，不止一位外来人员告诉记者在当地坐公共汽车“找不到站牌”。

　　这种二元化的社会结构，使得无论是外来企业，还是外来人员，都很难摆脱“过客”心理。一位从1980年代末就来到东莞工作的企业高管告诉记者，他至今没有在东莞买房，因为“不想到了孙子那一辈，还不能做真正的东莞人”。

　　而另一些希望扎根发展的企业，由于无法摆脱租赁厂房的模式，也不得不到内地寻求新的发展机会。一位在当地经营多年的企业主告诉记者，许多所谓的“倒闭”企业，实际上是借这个机会把产能迁到了内地，“反正厂房土地都不是自己的，设备一搬正好让当地政府来埋单。”

　　据有关资料显示，2008年1—9月，东莞的村组两级财政有63%收不抵支，多支出金额达6亿元，这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就是为倒闭企业发放员工遣散费等“埋单”的。

　　为了留住余下的企业，东莞余下的各村镇都开始大幅降租，但是要让空置的出租屋重新充满生气，显然不是靠简单的减租可以做到的。对于负责出租屋管理的吴先生来说，治安管理的压力小了不少，但“二房东”跟业主的矛盾却又开始升级……

　　新莞人

　　东莞在源源不断地生产产品的同时，也“意外”地造就了数百万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而做惯了“房东”的本地政府也开始意识到，二元结构的社区经济形态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产业升级的要求。在东莞市新的调整规划中，“社会结构调整”被列为与产业结构调整同等重要的地位

　　王德山所在的日资企业在2008年10月1日终于倒闭了，这家生产微型马达轴承的日本厂号称该领域的“全球第一”，像佳能、索尼照相机里推动镜头伸缩的小马达，其核心轴承就是由这家企业供应的。

　　在经过近10年奋斗后，终于从最底层员工升到采购主管的王德山突然之间被再次“归零”，并终于让他有时间做一件想了10年的事情：写小说。在接下去的几个月时间里，王德山废寝忘食地在网上“攒”出了一部20万字的小说：《十年外企，我跟日本人的那些事儿》。就在见到记者时，这篇反映外企职场生涯的小说即将正式出版。

　　10年的打工生涯，让王德山也跟这座城市建立起了血脉相连的记忆。“我当年就住在这后面。”他指着与记者相聚的一间湘菜馆后门说道，这片位于镇中心的食街，当年还是一片空旷的工厂宿舍。

　　参与聚会的几位企业人士也有着各自印象深刻的经历：一家著名电子企业的人事主管唐先生还记得，1997年朱镕基总理专门到他们厂来考察，了解为什么这家只一百多人的工厂，能够在投产当年便创下数千万美元的出口纪录；而另一位从事行政的女孩，则在随后电邮给记者的一篇散文中提到了自己的经历。“从1998年到2005年，我一直在东莞的这些镇区里打转，换工作、搬家，进出一间间工厂宿舍或出租房；在不同的地方，适应不同的办公环境、同事、上司、规章制度；走过陌生的街道、商场、酒楼、超市……我总是在不停地适应各种生活、不停地学习各种生存能力，但每开始一份新的工作，原来所学的、所会的便迅速被时光冲淡、慢慢忘记。而当我把这些曾经的经历一一回忆起来的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我竟然有过这么丰富的工作经历？”

　　从某种意义而言，她的经历也是几乎所有外来打工者的共同经历：作为世界制造业心脏的东莞，在源源不断地生产产品的同时，也“意外”地造就了数百万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

　　一位2004年来到东莞的人力资源主管告诉记者，毕业于苏州大学的他当时很难在本地找到工作，“要么就是五六千元的高级主管，要么就是五六百元的普通工人，基本没有适合我们的职位。”而当他到了东莞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后才发现，原来全国各地所招聘的技工和中层管理人员，大都是从珠三角地区开始引进，然后再慢慢自行培养的。

　　与此同时，做惯了“房东”的本地政府也开始意识到，二元结构的社区经济形态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产业升级的要求。在东莞市新的调整规划中，“社会结构调整”被列为与产业结构调整同等重要的地位，东莞市宣布要“逐步削弱社区发展经济的职能，促进社区职能向城市管理和服务转变”。

　　颇具象征意味的是，东莞市在2007年4月16日，以人大决议的方式将“外来工”的传统称谓改变成“新莞人”，过去各镇的“出租屋管理中心”也更名为“新莞人服务管理中心”。政府同时推出了包括保障同工同薪保护、鼓励新莞人参与东莞事务管理等十条服务性政策。

　　虽然跟名称的变更相比，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变更要复杂和缓慢得多，但是这座在全球化洪流中曾经被打断了城市化进程的奇特城市，终于再度启动了融合与升级的进程。

　　刚刚写完自己打工故事的王德山再次成为这场新变革的见证者——他的新身份是长安镇厦边村村委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