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疯狂年代恍若隔世

　　王蒙，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岁开始文学生涯，22岁因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而被错划为“右派”,其后赴新疆伊犁务农。1978年后历任作协副主席，文化部长。王蒙创作的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达800万字。从被放逐的“右派”到位居部长，王蒙的政治生涯可谓是大起大落，这也为他的文学创作带来了不少素材，在宁静的刁窝小村的农舍墙上，依稀可辨的仍是30年前的旧标语，也就是在这里，他构思了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狂欢的季节》，这些疯狂年代的不可理喻的故事对于今天年轻的读者来说恍若隔世。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几乎习惯了不写作

　　杨澜：您最初走上文学道路是19岁，写《青春万岁》的时候，那时还遮遮掩掩的，那时您做共青团工作，给我们说说当时是怎样写作的。

　　王蒙：那时候没有专心做好本职工作，抽出许多时间来写作有点不好意思，有点造假，在办公室桌上放上一大堆卷宗，各种先进人物材料，自己拿几张纸在底下写，人家一敲门就把上面盖上，正在上面研读一个劳模的材料。

　　杨澜：您曾经有8年的时间没有动笔？

　　王蒙：不止8年，是很多年了，几乎都习惯了不写，而且我慢慢相信自己不想写东西也不会写东西了。

　　杨澜：人们说少年得志的人特别容易在挫折中消沉，这话适用于您吗？

　　王蒙：我也没怎么消沉，相反，我总觉得在人生里我得到积极的东西还是超过消极的东西，比如说强迫一个人体力劳动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体力劳动本身是一件好事，强迫一个城市工作人下乡不是一件好事，但下乡本身不是坏事，我现在不是下乡吗，是没人强迫的下乡。

　　杨澜：您什么时候开始进入一个比较得心应手、比较正常的写作环境。

　　王蒙：1979年和1980年对我来说比较重要，1979年底就开始写《风筝飘带》、《海的梦》、《说客盈门》，到了1980年开始写《蝴蝶》，还有《春之声》，我想那时心情就比较放得开了。

　　有一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我过去的作品里很少流露

　　杨澜：您写《青春万岁》时是一种非常单纯的、激情的理想主义色彩，当您现在写“季节”系列时再回头看50年代，即使回头看也已经发现那个理想主义背后隐藏着一些阴影或者一些隐患。

　　王蒙：我认为二十世纪中国的这场革命是中国最大的一个事件，但是有革命也有后革命，革命前的事情容易理解，就是各种各样社会矛盾，我写的《活动变人形》也是一种矛盾，在一个家庭里沾染了新的思想和基本上不沾染这种新思想的人之间的矛盾，这种惨烈的程度，使我想起了社会的转变或转型期的一个社会生活中的人，他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像这样一些刻骨铭心的记忆，过去很少在我的作品里流露。

　　杨澜：您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写年轻人到一个机构里，怎样被那些老官僚带着，他从有激情到不习惯，到最后理所当然成为一个小官僚，当您到文化部当部长的时候，您有没有担心自己也成为一个官僚？

　　王蒙：问题不在于官僚不官僚，因为官僚也是一种职业。问题在于你究竟做一个什么样的官员，官僚好像有点贬意，其实官僚这个词本身没有贬意。

　　杨澜：您现在应该还有很多追随者，不仅有文学青年，主要是中老年妇女。

　　王蒙：第一次我是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有一个老太太说她退休以后情绪特别不好。别人就向她介绍说读我的作品，她就读了，读了以后就觉得看什么问题都特别豁达，心情越来越好，而且充满对生活的信心。她报名参加老年大学学习钢琴、绘画，还教了几个孩子。

　　第二次是我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来了一位女士，见着我就哭，她说她小时候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她一直想当面向我忏悔，她说“反右”的时候向我们家扔过石头。她一直内心感到不安，这让我反倒觉得非常难过，对她这种认真和诚恳，我挺感动的，反过来还要感谢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