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慰刚：从偶然走向必然

俞慰刚，1961年出生于上海，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先后在淀山湖区风景管理委员会、上海市建委工作。1989年赴日留学，在崎玉大学、新泻大学学习，获得博士学位。2000年7月回国，现任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行政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和中国现代史研究会员，主要著作、论文有《戴季陶与日本》、《开创新局面的都市史——读〈天津史〉、〈儒教、宗族与中国地方文人政治〉》，翻译作品有《马来西亚的日本人论》、《中国的女性社会地位的调查报告》。

从复旦大学毕业后，俞慰刚压根儿没有想到今后会从事城市建设方面的工作。在淀山湖区，俞慰刚做了许多基础性的调查研究工作。后调入上海城市建设档案馆工作并参与了市建委规划局《上海规划志》编纂的初期工作，接触了大量城市建筑方面的档案、资料。1989年10月，俞慰刚自费去日本留学。刚到日本时，俞慰刚想学艺术，成城大学的教授浇了他一盆冷水：“你们中国留学生底子薄，经济实力不够，恐怕连买参考书的钱都没有。”的确，当时意气风发的俞慰刚颇为窘迫，下飞机时，兜里只有5000日元，只能勉强过三天的日子。而一个月的学费就要5万，入学费是14万，生活费每个月要八九万。对于完全靠打工生活的留学生来说，确实没有能力完成学业。

于是，俞慰刚继续深造“历史学”专业。除了学习专业和研究近现代中日关系外，俞慰刚接触最多的便是城市规划。回顾上海的城市规划史，俞慰刚颇有感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曾制定大上海计划，30到40年代，日本人大谷光瑞等也做过类似的计划，再早些是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包括对浦东开发的设想。念博士时，他希望能做这方面的论文，但和导师商量以后还是放弃了，最后选择的论文题目是“中国人的日本观”。由于对城市研究的积累，俞慰刚在攻读博士课程期间参与了由上海市社会科学学会和日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共同主编的《日本城市现代化管理》丛书的编写工作，出版了《日本土地管理与住宅发展》一书。

毕业后，俞慰刚在日本的高校中执教，收入颇丰，三房一厅，生活比较安定。

他在日本11年，祖国对于他的那种亲切感、那种情结实在难以忘怀。

谈起回国的原因，俞慰刚颇有感慨：自己每年都要回国看看（飞机票已有厚厚一叠了），近年来，国内城市建设迅猛发展，尤其是上海的变化日新月异，印象最深的是照片，和前次相比总会有新的变化；另外尽管在日本呆的时间也不短，但作为中国人，发展空间还是太小，而国内恰好有这样的舞台；再者，父母双亲年纪大了，身边需要有人照顾；最后，自己已近四十，“是留是走”不容再作犹豫。俞慰刚回国了。

去华东理工大学是一个巧合，人文学院的院长对俞慰刚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很感兴趣，希望能够加强教学力量，并参加行政管理系的建设工作。有人问俞慰刚，为什么不去文科类的学校。俞慰刚是这样解释的：在一座理工性的学府发展文科，空间更大；作为海外引进人才，单位愿意接受；能够继续传道、授业、教书、育人；还能解决子女入学问题（安排在大学附中）。四者俱之，一定是最佳方案。

说起自己的女儿，俞慰刚特别的亲切：学习已经能够跟上，英语总是考前几名。爱人找工作也很轻松，有一家日资公司招聘日语翻译，上午面试，下午就来电话，第二天就上班了。

对于目前国家给于人文科学投入不多，有人批评不够重视。俞慰刚很理解：这有它的客观原因，毕竟我们的国家还处在经济发展阶段，宝贵而有限的资金总是先用在刀刃上的。人文科学不象自然科学那样，在短期内能够立竿见影，转化为项目，投入生产，迅速创造经济效益。俞慰刚的研究课题开始“立项”时，院领导给了5000元作为启动经费，虽然数目不多，但他还是挺感动的，“相信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也会重视人文科学的。”

俞慰刚现在从事行政管理方面的教学工作，教授“城市规划管理”和“中国近代政治制度”课程。还从事中日文化的交流工作，参与翻译的一套日本汉学家的著作即将出版。最近又在申请建立MPA专业，培养公共管理事业方面的人才。

俞慰刚因为喜欢文科，最终选择了历史学，因为喜欢艺术，便爱上了城市建设。城市规划本身就是艺术，怎样完好地保存这件艺术，需要现代的城市管理科学。从个人的职业发展轨迹来看，俞慰刚从学历史开始，到教授、研究城市规划管理，这算是人生的偶然，但更是人生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