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业急需版权代理人才
《谁动了我的奶酪？》、《达·芬奇密码》、《石油大博弈》，这三本从国外引进的图书都在当年的中国市场中成为了畅销书，而在这些书的背后，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版权代理公司——安德鲁·纳伯格联合国际有限公司。在国内，众多海外图书，有50%的图书是经过版权代理人在国际与国内之间进行牵线搭桥。有人坦言，没有版权代理就不存在图书的海外推广，也正是安德鲁·纳伯格为中国读者制造了多场“视听盛宴”。如今的他们，为中国的出版市场不断寻找着下一本畅销书。
用6个人团队营造1000本图书
虽然是世界上知名的国际版权公司，但是很难想象，他们的北京办事处只有6名员工。黄家坤更愿意称他们是一个team（团队）。“在公司里的每位员工都是平等的，甚至决定一个人在试用之后是否能留下来也要全体员工表决。虽然只是6个人小团队，但是他们代理的图书却涵盖了小说﹑非小说﹑经管励志图书﹑社科学术图书﹑儿童图书﹑建筑设计﹑艺术类图书和生活类图书等众多领域，已在中国市场投放了约1000部西方图书。”黄家坤说，“我们每天要看大量的图书，写大量的图书简介、推荐理由，甚至一些员工到凌晨1点还在工作，这完全缘自我们对图书的热爱”。
而就在前不久，有一位来应聘的毕业生工作表现不达标，原本就要被辞退的她找到了黄家坤。“我愿意一辈子从事这份工作。”就为这一句话，黄家坤顶着所有同事反对的压力留下了她。“身边的员工，许多人都是对书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也是我们能为中国出版市场带来好书的关键。”
黄家坤曾在英国就读出版专业，而她所在的班级只有5名男生，她后来好奇地追问自己的英国朋友为什么班上只有如此少的男生，她的同学笑着答道：“你知道，这个行业又不挣钱，男生是要养家的，怎么能去做出版？”所以在黄家坤眼中，一些主动选择图书出版为职业的人，一定是热爱这个行业。
出版社:与代理人共存亡
早些年，作为国内一家出版社职员的黄家坤在无意之间看到了一本国外儿童读物，有趣的故事内容和丰富的插图让她认定了这必将是一本畅销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本书的版权并未得到引进，“看着这么好的书没有被引进，心里觉得很遗憾”。
为了能帮助更多国外的优秀作者可以把作品引进中国，她辞去出版社的工作，来到现在的公司从事版权代理工作。
“伴随着19世纪末工业革命，作者的地位提高，但他们缺少书稿贸易经验、法律保护版权、和出版社讨价的能力，于是委托自己的亲戚或朋友出面替自己同出版社谈判以获得较高的稿酬，最早的版权代理人就这样诞生了。”在黄家坤眼中，版权代理人往往能决定一本畅销书的成功，或是出版社与作者的得力助手。
“现代的版权代理人有着更强大的优势，一方面可以充当出版社与作者就稿酬多少的调和角色。另一方面，国外出版公司对国内的出版社往往缺少信任，对于中国出版社贸然的合作意象，一般不予理睬，而代理公司的介入往往能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版权代理区别于以往的中国出版社依靠人脉关系组稿，而是采取发现、选择和培养有潜质的作者，为编辑的组稿工作提供选题资源。代理公司是服务于出版社的编辑，帮助他们面对众多专业的稿件，筛选有价值的书稿。”黄家坤说道。
“在国外每位作者都有版权经纪人，彼此之间保持长久的合作。”黄家坤介绍道，丹布朗以前只是一个二三流的作家，但是经过他的版权代理人的挖掘推荐，最终名利双收。《哈利·波特》作者罗琳也曾说过，在自己写完《哈利·波特》初稿寻找经纪人时，便收到了里特先生的回复。“我很期待能够看到您完整的作品。”多年后，罗琳依旧把这封信看得比任何一封情书都还要让她感动。作者与自己的代理人，是一种长久合作的关系，很少变动。可以说明国外大众出版与代理人是一种共存亡的关系。
而在国内有一个问题比较突出的是，作者很容易“跳槽”。黄家坤说，国内有编辑曾告诉我，他们培养了多年的一位作者在成名之后，被其他出版社以重金挖“墙脚”。
“如果国内有代理人介入，他们会劝说作者尽量不更换出版社，因为长期合作已经使得出版社更了解作者，这有利于双方的长期合作；代表作者跟出版社谈稿酬，在出版社的支付范围之内，尽量满足作者的要求，从而平衡双方的利益要求。代理人就是这样一个微妙的、在某种程度上不可或缺的角色。”黄家坤说道。
国际版权贸易经验仍为国内公司短板
“总体说来，国内的版权代理市场求生存相对还比较艰难。”究其原因，黄家坤认为，这主要是国内的作者还没有形成普遍委托代理人的书稿贸易形式，出版社也没有形成通过作者代理人约稿的习惯。其次，国内版权市场依然是输入型市场，国内作者向境外销售版权的市场还没有形成较大规模，这也使国内代理公司代理资源需求不足。
代理在中国是一个年轻的行业，缺少专业化的行业标准，比如，如何写书稿推荐、如何议价、提供合同、提出版权报告、撰写销售报告等。
国内代理公司自身缺乏国际版权贸易经验和版权操作规范，以及对国内外图书版权信息的把握能力不足，黄家坤说：“我认识一些国内版权代理工作人员，他们对这个事业虽然充满热情，但由于缺少经验和急于求成，在选择国内客户方面不够慎重，导致后期合同执行不完善。于是，一些国外授权方经常抱怨说国内公司和他们完成签约后，就不对合作执行情况做通报了，甚至有些预付金都没有支付，版税报告也经常不能按时提供这些问题，对版权代理行业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在中国做版权代理虽然有时也很难，但是黄家坤很开心、很充实。她说，“中国出版业是最出力改革的行业，但也是行动最迟缓、比较落后的行业。但近几年，中国出版业的澎湃发展是有目共睹的。”黄家坤说，她现在每分钟都有危机感。这一方面来自管理公司的压力，一方面则是国内市场上的压力。
中国应培育适合国情的版权代理人才
在黄家坤看来，解决版权代理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关键是中国还没有建成培育版权代理人才的机制。出版业中版权代理人才的匮乏，使得版权代理没有形成“气候”。要想进一步提升版权交易的自由活跃，改善上面提到的问题，当务之急是培育适合中国国情的版权代理人才。
中外在培育版权人才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黄家坤通过长久以来对行业的观察体会到，在国外市场体制环境下，版权经理人是销售人员，重在销售。
但在中国培养版权经理人，重点应朝两个方向去考虑，一是销售型的版权经理人，另一种是组稿型的版权经理人。
她认为，各出版社应该根据自己的规模、出版特色，形成自己的版权模式。销售型的版权经理人，首先需要会一门外语，比如美国的一个出版社，它的版权经理通常是欧洲人，欧洲是美国版权贸易的一个大市场，像兰登、皇冠的经理人是德国人，至少会说三到四门语言。对日本、韩国、中国等亚洲国家，大部分引进版图书都是通过版权代理公司来代理，除了语言关，还要有人格魅力、沟通力，英文称为“like-ability”（被喜欢的能力）。只有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才能在复杂的出版产业链中，协调好各方利益，保障产业链顺利运作。
对于组稿型的版权经理人而言，需要具备对某个领域特别了解的技能。比如熟知儿童图书的选题、市场、竞争对手信息等。中国的出版社应该发挥组稿编辑的优势，通过组稿型版权经理人管理出版社的流程。把组稿和版权结合起来，让有经验的老编辑也参与到整条工作流程中，分享产业链上各环节信息。黄家坤人感慨地说道，“一些老的组稿编辑虽然英文、版权知识缺少，但是对书、对市场，太精通了，应该让他们参与进来”，形成一种“发行人参与、组稿编辑参与、版权人上管理的流程”的这么一个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