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里外背回妹妹，父亲说要买双皮鞋给我

   《问道—— 十二种追逐梦想的人生》为导演贾樟柯最新电影计划《语路》的图书衍生品。本书收录了《语路》对十二位人物的深度访谈，这十二位人物都曾经是有梦想的人，都已经通过执著坚持实现了梦想，又都仍在路上继续前行。他们的经历与心路历程对于大多数怀揣梦想的人来说，具有冲击力很强的借鉴意义。本版摘录的是贾樟柯访问潘石屹选摘（文中小标题有所修改）。

　　总觉得火车穿过山沟以后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也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世界。知道了穿过去以后就是陕西、河南、北京，就一步一步出去了

　　和《封神榜》里的人物一样，数码时代的潘石屹也有自己的两件护身法宝：一是照相机，二是APIC。

　　我们的成长经历极其相似，如果要在中国找一个四十年变迁的代表，潘石屹应该是首选。

　　而此时此地，在外闯荡了这么久，潘石屹的普通话仍然不标准。他一说到激动处就会不停地冒出甘肃口音，还没等我解释完拍片子的事，他已经滔滔不绝地回忆起了过去的生活。老潘说他到现在都不吃红薯，因为小的时候粮食不够吃，伤胃的红薯便成了主食。这一点我跟他有深刻的共鸣，小时候我老家山西一到冬天也只能把红薯土豆当主食吃。土豆还好，红薯却彻底坏了我的胃，直到现在我都对红薯敬而远之。我突然发现在中国，经过相同历史阶段的人们，原来连胃都一样。

　　影片在他的新盘银河SOHO正式开拍，他骄傲地解释：这是英国女设计师扎哈的作品，将来一定是北京的地标。这一刹那从他的眼神里，我好象捕捉到了盖房子的成就感。一到拍摄间隙，他就会抱着APIC奋笔疾书。潘石屹的微博粉丝已经将近300万人，看他一个人躲在远处发微博，我就想是不是封闭世界出来的人都爱新媒体？

　　收工以后我的一个同事告诉我，刚才潘总发了一条微博：我和贾樟柯在冷风里拍电影，可我不知道电影叫什么名儿。

　　把送出去的妹妹从陕西背回来

　　贾樟柯：我们回到你在天水的生活，你是60年代生人，1963年，对吧？

　　潘石屹：对。

　　贾樟柯：我是1970年出生的，对于那个时代还有一些记忆。我想知道，在成长的过程中，你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憧憬、什么样的家庭？

　　潘石屹：在我出生的那个年代好像全中国都非常贫穷，西部比沿海城市还要偏穷一些，单就西部来说城乡之间的差别也很大，而我正好是在农村出生的。因为父亲错划成右派，全家都到乡下去了。小时候这十四年，在我记忆还比较清晰的几年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疾病，因为我母亲长年有病。我当时觉得疾病是一个特别大的压力，也是特别大的灾难。其次就是饥饿。我记得在我出生之后，有好几年时间都是吃不上饭。 70年代初，1970、1971这两年基本上都是靠吃救济粮，还很难吃饱。最后父亲母亲就做了一个决定，现在回想起来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因为没有粮食吃，就把我的一个妹妹送给别人家。送出去唯一的条件就是只要家里有个奶羊，能够让我妹妹吃上羊奶，妹妹送出去之后一直到高中毕业才回来。大概过了半年时间，另外一个妹妹也被送出去，比送第一个妹妹还要痛苦。我记得第一个妹妹送出去的时候才两三个月大，第二个妹妹送出去的时候已经三岁，会说话了，只能无奈送出去。

　　在我们甘肃有一个说法，最富裕的地方就是陕西的八百里秦川，能到陕西生活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就把我的第二个妹妹送到陕西去。我们家的人心里面也很难受，我妹妹年纪比较大了，在陌生人家会很痛苦，所以待了一年多时间我就把她背回来了。我有生以来走过的最为漫长最为痛苦的一段路，就是把我妹妹从陕西背回来的这段路。记得当时我父亲来村口接我们，一家人都非常高兴。

　　贾樟柯：你是只身一个人去陕西接妹妹吗？

　　潘石屹：我的家乡在甘肃和陕西的交界处。我不是到陕西背的，而是别人坐火车把我妹妹带到离我们村子还有二十里的一个村子。我是到这个村子去背的。

　　贾樟柯：那么久没见妹妹了，再次见面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受？

　　潘石屹：小孩三四岁的时候变化很快。甘肃话跟陕西话是不一样的。我妹妹走的时候还讲我们方言，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就发现她讲的话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了，她一开口，我就觉得，哎哟，好像不一样了。但还是有一种特别亲热的感觉。到了这一家人里，他们就给我们吃饭。吃完饭以后我们就开始走，走着走着，走不动了，我就背着她走一段，然后我们俩再一起走一段。大概十几二十几里的山路吧，我们走了整整一上午。然后到了村口的时候，我父亲就从工地跑下来接我们。接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我穿着两只鞋，其中一只鞋没有鞋底了。然后父亲说，哎哟，怎么没有鞋底了呢？我说，路不好走，一个鞋底掉了。然后父亲说了一句话，我是做梦都没想到的，他说，不要着急，完了我到街上去给你买上一双鞋。如果街上没有你能够穿的鞋，我哪怕给你买上一双皮鞋。当时穿皮鞋对我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乡下人怎么可能穿皮鞋呢？于是父亲给我开了个空头支票，之后从来没给我买过皮鞋。但当时我还是挺高兴的。我想可能是父亲看到我把妹妹背回来比较感动吧。

　　贾樟柯：最初你生活在这么一个贫穷的世界里面，你是什么时候对物质、对财富开始有了渴望呢？

　　潘石屹：从小的时候吧。小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有钱，哪怕从地上捡一分钱都能高兴半天。因为有了钱，我的妹妹就可以不用送到别人家去，我母亲病就能治好，让她可以走下病床，我就能穿上一身漂亮的衣服。所以很小的时候就特别渴望有钱。这对我以后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其次就是对粮食，对于我来说它不仅仅是脑子里的一个想法，更是肚子里面的感觉。当你饥饿的时候，对粮食非常的渴望。所以每一年生产队要分粮食的时候，我都要去背粮食，尽管特别累，心里却是一种特别幸福的感觉。我记得有一年，可能是1971年，我们那边闹旱灾，然后政府就给我们分救济粮。所谓救济粮其实就是红薯片，河南的红薯片，而且基本都发霉了。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就吃这个红薯片，吃得我到现在一吃红薯胃里就直冒酸水，应该就是那时候吃红薯片吃伤了。

　　有一次我去分红薯片的时候，我们这个生产小队的队长就不给我分了。他说因为你们家是地主，按照现在的政策来说的话，不能给你们家分。我就特别沮丧。因为别的小孩去了都分了，就我一个人没分。回去以后我就跟我爸说，生产队的队长不给我们家分，说因为我们家是地主。我记得我爸说了一句，地主也不能饿死人啊。结果我妈说，千万不要说，千万不要说，说完了以后就把你抓走了，就给你办学习班去了。然后我爸也没吭声。过了一段时间，我妈说你还是去求求别人吧，让我去求求别人。我去的话，又跟他们说，我都忘了说了一些什么东西。最后生产队长就说是政策搞清楚了，原来没搞清楚。不是不分给地主家，是不分给地主分子家，这个还是有一个严格的区别的。他说地主分子家不分的话，我想到我奶奶家就不能分了。因为我奶奶是属于地主分子，我们家的家庭成分是属于地主，就是地主分子的家属。所以每一次当我看到粮食，都有一个特别大的渴望。到现在为止，我只要看到饭桌上面有剩下的饭，我都觉得心里面特别不舒服。正因为这种不舒服，老就吃多，所以自己也发胖了。

　　贾樟柯：那个时候在农村应该都过有务农的经历，你做过农活吗？

　　潘石屹：基本上所有的农活我都干过，除了扶犁，就是前面两个牛拉着，后面扶犁。除了这个技术活没干过之外，其他所有的活我都干过。我当时还在想，能够扶上犁，自己也就长大了。但扶犁的事情我到现在都没做过，也是一个遗憾吧。

　　贾樟柯：后来你父亲平反，生活应该有所改变吧？

　　潘石屹：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我大概十四岁吧，全家又从乡下搬到城里去了。一辆解放牌的卡车，拉着我们一家人。我记得当时家里唯一的家具就是一把椅子，走的时候，全村的人都出动了，什么地富反坏右、贫下中农，全都出动了。而且都哭。我记得我奶奶就没有出来，她说她怕哭，一哭就觉得特别难受。我母亲还瘫痪，没担架，就拿了两个木头条子，然后把我们家的一块帆布，拿了个绳子绑到上面，做了一个担架，把我母亲抬上了车。我们特别高兴，就觉得进了城了从此以后就是城里人了。可到了县城，到了清水县，我的第一个感觉特别不好。我记得我们下了汽车，又来到一个胡同，汽车开不到里面去。我的弟弟当时大概四岁多，不到五岁，一只鞋也丢了。我弟弟扶着担架，我的两个手抬着母亲，父亲在后面。就经过这个街道，一路走下来，没有一个人来帮助我们，所有的人都看着，都在门口看着我们。我们穿的衣服也不好看，就跟逃难的一样，实际上是已经平反了的。前面有我弟弟，还有两个妹妹。我对城里生活的第一印象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特别疏远。

　　穿过山洞后那一定是个美好世界

　　贾樟柯：我去过你的家乡，村子外面就是陇海线铁路。那去兰州是你第一次出远门吗？

　　潘石屹：对，第一次出远门，其实我在乡下的时候，所有的农活都干过。就是我们生产队的每一块地我都去过。我们山沟里面川地并不多，大部分的都是山地。我记得我在西山上面干活的时候，在我眼睛望去的话有一个火车洞，经常看见火车出入。这个是我特别向往的地方。就是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山沟里面，当时我们的村子还没有电，能够看到火车的出进，总觉得火车穿过山沟以后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也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世界。知道了穿过去以后就是陕西、河南、北京，就一步一步出去了。当时我常常望着山洞发呆。我想什么时候能够出去？我以为如果走出山沟，一定要从山洞出去的。结果没想到，走的时候朝相反方向走了。没有朝东边走，朝西边走了。第一次出这个山沟是到了兰州，我十四岁半。一开始去大城市特别不适应。首先是坐公共汽车就不适应，来回要换车，老怕把自己换丢了。

　　贾樟柯：从兰州开始，虽然是去了一个反方向，但是你一步一步地走了出来。

　　潘石屹：第一次到兰州感觉特别朦胧，之后我也去过好多次，我觉得我在兰州的时候好像没有抬过头似的，就没觉得这些楼有多高。我在兰州生活了两年时间吧，十几年之后又回到兰州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当时我没有很好地去欣赏这个城市。到了兰州以后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确实是到了一个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环境，人们的知识水平、文明程度，都不一样了。给我的体会就像是从村里到了乡里，村子里的教师们不会做的数学题，乡里的老师都会做。到了兰州以后，我就觉得自己生活的这个天，看不到边了，非常大。

　　贾樟柯：兰州之后你走过的路讲一下。

　　潘石屹：去了北京。从甘肃的山里面走出来，第一次望到平原的时候，感觉特别奇怪。我们的家乡也都是一个个山沟，变化特别大。我大概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到北京来了。第一次到了北京火车站，第一次看到了电梯，扶手电梯，来来回回跑了好多次。心想，到首都了。

　　贾樟柯：你当时来北京是上学还是干什么？

　　潘石屹：从兰州上完两年学以后，允许我们考大学了，而且当时的条件就是说只有四个学期，三好生才能够考。跟推荐差不多，于是我就来到了石油部的一所大学，就在这个大学里面上了三年，学校在河北廊坊。

　　贾樟柯：所以你是等于是从兰州先到北京再去廊坊。

　　潘石屹：对。

　　贾樟柯：毕业之后你就去了深圳？

　　潘石屹：毕业之后我先在机关里工作了一年时间，工作的一年时间又送到外面代培了半年，所以基本上对机关的工作我没有太多的经验。我有一个老师在深圳办了一个公司，当时信息不通，他给我发了好几封电报，我记得一共发了六封，就是希望我能够跟他一起去创业。这六封电报当时跟地下党一样，就怕机关看到。所以我知道这个老师快来电报的时候，就一直在传达室等着，我说千万别让别人看到这个电报。结果他催我去，我就辞职了，辞职先下海到了深圳。在深圳大概待了一年的时间。

　　贾樟柯：辞职的时候是大概是八几年的时间，那个时候辞职的人多吗？

　　潘石屹：我辞职的时候是1987年，当时我真是没有胆量写这个辞职报告。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停薪留职，我就给单位的领导写了一个停薪留职的申请。没被批准，我就走了。走了之后单位的组织部门就给我下发了一个红头文件，标题是关于潘石屹除名的通知。我看到这个文件的时候，已经下海两三个月了。

　　贾樟柯：那也是相当于断了你的后路，逼着你要往前走。

　　潘石屹：对，回不去了。

　　贾樟柯：刚到深圳的时候做什么？

　　潘石屹：我刚到深圳的时候去了一家咨询公司，做的事情就比较杂，有培训、有帮别人去找地，还帮着做一些地质勘探测绘。事情比较杂，什么事情都干。

　　贾樟柯：那个时候深圳刚刚开放，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像你这样的过去的人多吗？

　　潘石屹：不是很多，特区刚刚成立的时候过去的人比较多一点。

　　贾樟柯：之后是什么样的契机又去了海南？

　　潘石屹：在深圳语言不通，吃的东西也不习惯，气侯又特别热。有一次，我们的一个老板，他说你要不要去海南岛。当时海南岛刚刚建省，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我就去了海南岛。结果刚去海南岛的时候，觉得海南岛好，大部分人都讲普通话，不是讲粤语。然后气侯各方面也都非常好。紧接着就是1989年之后，海南经济特别萧条，没有任何就业的机会。结果到了1989年底、1990年初，这些人全都回去了，回大陆来了。我算是在海南岛坚持下来的人。

　　贾樟柯：你在海南岛是做什么样的工作？

　　潘石屹：在海南岛，一开始去做的最重要的一件工作是办一个砖厂，应该说办两个砖厂，第一个砖厂办失败了，然后我们的老板又收购了一个砖厂，我就当这个砖厂的厂长，前前后后大概当了有几个月的时间。这个砖厂的效益还不错。

　　贾樟柯：那个时候很多人离开海南，你是坚持下来的。

　　潘石屹：1990年，大多数的人都离开海南岛回到大陆了。因为没有任何就业的机会，所以能够坚持住的人不是特别多。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我都要看，因为对我来说看了春节联欢晚会以后才觉得是过了年似的。在这之前每一个春节都是回家去，跟家里面的人在炕上看春节联欢晚会，只有1990年的春节我没钱回家了。当时我想能够凑点钱回家，结果这个钱死活凑不出来，就只能待在海南岛了。我想既然没钱回家了，春节联欢晚会一定要看，我就在一个招待所里面去跟一个姑娘说好，我说今天是不是你值班？她说是。我说，我能不能在这儿看春节联欢晚会，我记得是一个黑白电视。她说可以。我刚开始看，春节联欢晚会大概演到八点多九点的时候，她不让我看了。说我要休息，要睡觉了，你走吧。出来以后我就觉得特别沮丧，我说别人都在看春节联欢晚会，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我就到我住的地方，我住的地方是二层楼。心里面从来没有过的孤单感，就是我觉得怎么一个人放到这个荒岛上去了，我特别希望见到一个人，男人也好、女人也好，老人也好、小孩也好，能跟我说说话就好。

　　贾樟柯：听说你赚了第一笔钱之后买了一个电视给你母亲。

　　潘石屹：对。我赚到的第一笔钱就是在海南岛，当时在内地要买一个彩色电视是很困难的，尤要买一个进口的就更难了，海南岛就比较方便。我记得当时我买了一个十四寸彩电就带回家去了。我母亲长年瘫痪在床，看电视就会了解外面的世界。母亲看了这个电视以后特别高兴，她常常跟我说，你看我没有还看过黑白电视，直接就看到了彩电。

　　贾樟柯：是不是那个时候你也开始发现财富能够改变生活？

　　潘石屹：对，无论是在深圳，还是在海南岛，对金钱、对财富的追求还是非常强烈的。这可能是一个过程，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程，就是一定要有钱，有了钱才能买火车票回家，有了钱才能买个电视机。

　　贾樟柯：那你回到北京开始创办SOHO中国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财富增长得越来越快？

　　潘石屹：应该说以后的财富的增长都没有感觉了，我觉得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是海南岛。海南岛我们六个人办了一个公司，办完公司以后，第一笔钱大概赚了有两百多万，还有给别人付的一些分红、税金，大概剩下来是一百多万。我们六个人剩下来一百多万。赚完这个钱以后我就觉得身上发烫，晚上都睡不着觉。我说这怎么可能赚一百多万，我们六个人就能赚一百多万，我都不敢相信是真的。因为原来就是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突然一下到了一个百万级的，完全不敢相信了。我记得我们家有个亲戚跟我住在一起，我突然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的红颜色的棺材，然后这个亲戚比较迷信，就说这个千万不能说出来，你要发财了。哎，我说我已经发财了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你已经发财了吗，我就觉得挺好笑的。第二天因为这个钱已经存到银行里了，我还不敢相信是真的。我说别人说这个钱通过支票已经打到我们的账户上去了。我要把这个钱提上一部分现金出来，看看这个钱是不是真的，后来这个钱提出来了。提出来现金以后，我又花两毛钱买了一张《海南日报》，然后又买了一个粗油香味的面包，我拿着报纸，又拿着面包，我才知道这个钱真正变成可以吃、可以看的东西。这个时候才有一个赚了钱的感觉，才比较踏实一点。

　　贾樟柯：就是这样的一个改变，你认为是你自身不断努力的结果，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潘石屹：两方面都有吧。一方面就是实际上在之前好几年，不断地探索，只是在探索的过程中就碰壁了，就走不下去了。然后在四五年前突然接触到一个信仰，这个信仰对我的改变非常大。我突然觉得自己原来做了好多傻事情，做了好多很错误的事情。然后慢慢地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吧。我觉得顿悟跟渐悟的话都有。

　　贾樟柯：这个信仰是什么样的？哪一种观点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触动？

　　潘石屹：实际上这个信仰最早就在孙中山年代的时候，叫大同教。他就是倡导人类一家，就是不能够存在任何的偏见。他也是强调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就像鸟的两个翅膀一样，如果只有一个翅膀是飞不起来的。

　　没事别惹事，有事别怕事

　　贾樟柯：回顾你的过去，我觉得两点特别有意思，一个是从时间上，从“文革”，然后到改革开放，到90年代，到现在，整个变化得最剧烈的这些年，一个是从空间上，你从一个乡村，一个西北地区的山村，一点一点地变成到了城市，然后开拓你的事业。我就在想，这个过程里面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能够顺应时代。这很神奇。怎么抓住那种契机，你的判断、你的智慧在哪儿？

　　潘石屹：其实对我来说，如果是把中国社会的变化，就是最近四十年来巨大的变化，一定要找出一个样本来，一定是我。你想原来的家庭是个右派的家庭，家里面吃不上饭，把两个妹妹都送给别人了，到了今天这样一个变化，我觉得这个反差太大了。可能只有在中国能够发生这样的事情，印度好像也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在别的发达国家的话，是很少从一个平民，就是极度的平民一步一步地变化过来。在这个过程中到底背后有一个什么样的智慧，有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顺其自然。就是你人不能够去跟天较劲，不能跟命运较劲。其实在我们背后都有一个非常智慧的力量在那儿指引着我们。我们人的智慧如果跟我们背后天、命运这个智慧比起来的话，人的智慧是非常低的。你如果就靠你的一点小智慧要跟后面的大智慧去较劲，你一定是成功不了的。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把自己放低。你想在这个社会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离不开周围的人，我们吃的、我们喝的、我们穿的用的，都是别人提供给我们。如果在这个时代有一个人非常骄傲，说我可以把所有的事情做了，这样的人在这个时代一定会一事无成。谁也不会去帮助他，谁愿意去帮助一个骄傲的人呢？所以就是把自己放得低下，放得谦虚，周围的力量、周围的人才能够帮助你。只有在别人的帮助下你才能够成功。

　　贾樟柯：像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还是有很多地方像我们过去生活的偏远的地方，有很多人会有一种无力感，还没觉察到什么，资源已经分配得差不多了，自己无处下手。包括大学生也是，一毕业面临着这种压力，如果你跟他们交谈的话，你想告诉他们什么？

　　潘石屹：我如果要跟他们交谈的话，就会说一定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面对这个社会。如果是积极的话，你碰到困难才有解决困难的办法。如果是消极的话，一个小小的困难你可能就克服不了。还有一个就是说，不是资源都已经分配光了，其实我们社会的变化，社会的进步，也才刚刚开始。未来的变化一定是无限的。所以实际上对所有的年轻人来说，都还有一个非常广阔的甚至是无限的舞台，等着我们去表演。

　　贾樟柯：谈到你自己，你觉得目前此时此刻的潘石屹有什么样的困难，他还有没有困难？

　　潘石屹：天天都有困难。其实最大的困难是自己，就是自我。要天天提醒自己要谦卑，再谦卑。千万不能骄傲。各种错误都能犯，你就不能犯骄傲这个错误。你犯了骄傲这个错误的话，所有的事情都会完。至于面临的困难，你在工作中的困难，你在生活中的困难，包括家庭碰到的困难，实际上这些困难都是提高你自己能力的考验。你有没有耐力，你有没有责任感，你有没有智慧去克服这个困难。其实在克服周围困难的过程中，你自己的能力就得到提高。

　　贾樟柯：谈到你的父亲，听说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他曾经在你离家的时候，给过你一个非常中国人的一个忠告，一个提醒。

　　潘石屹：我第一次离开家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十四岁半吧。离开家的时候，父亲来送我。 70年代比较流行戴帽子，我也戴着一顶帽子。我戴的这个帽子的帽沿破了，塌下来了。我父亲看了半天我这帽子，觉得太旧、太破，他就把他戴的那顶没有破的帽子换下来给我，他那帽子还是劳动布做的，然后他就拍着我的头说，孩子，要出门了，记住两句话，没事别惹事，有事别怕事。就这两句话，一开始我没感觉有多大的力量，以后离家越来越远，就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这两句话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