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登顶珠峰的王富洲

　　【中国鞋网-登山名人】山在那里。但王富洲已经六年没有再做任何攀爬动作。

　　他得了脑血栓，走起路来一步一挪，左耳听力也近于无。这位74岁的老人———新华社当年报道中的“体力和高山适应性都很好……一个朝气勃勃的登山运动员”，看上去比城里同龄人更为体衰。2003年，他的视力下降到仅有0.2，医生说，这和长期在高山活动、紫外线刺激过强有关。这让他想起1960年从珠峰顶下来的遭遇：不小心滚倒在地，甩丢了墨镜“整个眼睛都红肿了，幸亏是阴天，否则就瞎了。”

　　1960年5月25日，王富洲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中国运动员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这个消息如此轰动，以至于和原子弹试验成功一道，成为人民日报在1960年代印发的仅有的两次号外。王富洲和另外两名登山队员，一夜之间成为征服世界第一高峰的英雄。那是共和国展现荣耀的时刻，农民之子王富洲的命运也由此拐了个弯。

　　“只准成功、不准失败”

　　1958年临近毕业时，北京地质学院学生王富洲去系办公室拿材料。和班里另外十几个男同学一样，家境贫寒的他一直光着脚丫在校园走动，旁人也从不见怪。但这一次，老师特地叮嘱他以后要穿鞋。王富洲嘴上答应着，心里却在琢磨：这是否和毕业后的分配有关?他折回去想要问个明白，老师只答，先考完试再说，别影响学习。

　　王富洲后来从学校另一人口中得知，他被选入登山队。“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登山’这个词。”王富洲说，以前耳闻口传的都是更口语化的“爬山”。在平原长大的他虽无太多登山的经验，但地质专业出身(要去峰顶采集石块与冰样)、身体健壮(系里拔河队的首选队员)、出身和思想品质过关……诸多条件符合，让他成为北京地质学院三名入选的登山队员之一。

　　“听说还要去苏联，我很激动。”王富洲说，“苏联是老大哥啊，谁不向往?我感觉很光荣、很兴奋。”这个任务自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其中一点是为了更有利于与尼泊尔划界谈判。在北京香山进行过一段时间集训后，这支由大专院校、科研机关、农林牧工人和部队等行业健将组成的队伍去了苏联，以7143米的列宁峰为对象做登山训练。那时，中苏达成了同登珠峰的协议，在装备、知识与技术上，苏联亦堪称中国的老大哥。王富洲在那里登上了列宁峰。

　　从苏联回来，已经是1958年的10月份了。他们急着要赶到珠峰侦察攀登路线和相关情况。王富洲说，因为担心11月山路不好走，总参特批了两架军用飞机给登山队员乘坐，其中一架是周恩来总理的专机，上面还有未修复的枪眼。

　　为了方便运输登山所需的大量物资，在周总理特批下，从日喀则到珠峰脚下修一条300多公里的登山专线。王富洲等人抵达西藏时，公路正在热火朝天地修建中。中苏两国原定在1959年上半年挑战珠峰顶，但这一年的3月，西藏局势严重恶化，致使原计划拖延。登山队被拉到新疆集训，王富洲又登顶7546米的慕士塔格山，获全国登山运动健将称号。

　　中苏关系在此时却陷入低谷，撤回在华的技术专家后，又宣布退出联合登峰计划。“本来是苏联提供高山食品、装备等物资，他们比我们有经验，退出后对登山队影响很大。”王富洲说，登山队的总指挥———时任国家副总理、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当时提出甩掉洋拐棍自己干的口号。刘少奇主席特批了72万美元从海外购置先进的登山装备。“这些钱可以盖两个很大的工厂。当时我们国家缺美金，据说8袋面粉在香港才换1美金。”当时正值“三年灾害”时期，王富洲深感国家对珠峰登顶的重视，与其他运动员一道宣誓，付出一切代价，也要“把珠峰踩在脚下”。而贺龙也下达了“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只准前进、不准后退”的指令。

　　90余队员3人登顶

　　王富洲的多个手指明显比正常人短一截，那是他登峰时冻掉的。

　　1960年3月，90多名登山队员和其他100余人组成的队伍抵达珠峰大本营，开始按照从苏联学来的“步步为营、逐步适应”方式，分四阶段行军以完成登顶任务。

　　第一次行军，登山队将物资运送到最高6400米的地方，沿途建了数个营地，然后回到大本营查体休整。“如果有队员血压高，或者心脏查出问题，下次行军就不让他上了。”王富洲回忆，第二次行军后，被淘汰的队员更多了。那些身体素质最好的，开始向更高处进行第三次行军。结果他们遇上坏天气，冻伤了50余人，“有人的耳朵、鼻子都冻掉了，还有人4个手指、4个脚趾都冻掉，脚后跟也有冻掉的。”

　　也有在登山途中去世的队友。其中在北大研究气象的邵志青，就在中途坐着休息时，再也没有起来。

　　第三次行军损失惨重，时间也逼至5月底。“好天气不多了，一到6月珠峰就下大雪。”王富洲说。“前方总指挥韩复东二话没说，就去挑体质好的队员，我们20多个人又被重新组织起来。”王富洲回忆，当时没选中的队员，很多都痛哭流涕，“中央花了那么多钱，我完不成任务就让我下来，心里理解不了。”

　　王富洲被任命为第一候补突击队长，他们之前已经写下了遗书，“下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甚至生命，一定要登顶。”因为此前行军搭建的营地里有很多物资，所以他们没有带太多东西，谁知上去后发现帐篷都被刮倒，无法生火煮食。幸亏有位队友随身带有装香烟的茶叶盒，化了雪水并煮了点东北人参和羊肉干吃。

　　自8500米高地向上突击不久，突击队长许竞昏倒了，王富洲开始担任队长，带领屈银华、贡布和刘连满三位队员进行最艰难的征程。最困难的地方在8700米高处的“第二台阶”。“那是光滑的垂直条壁，手脚抓的地方都没有。一共高30米，最难爬的地方有6米多。我们登了五个小时。”

　　据新华社记者郭超人当年的报道，他们最后在“第二台阶”中层地带找到了一道纵形岩石裂缝，决定沿这条裂缝登上“第二台阶”。冒着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严寒，在陡滑的岩壁上前进，他们穿着特制的镶有钢钉的高山靴，也很难使脚步踩稳。走在前面开路的运动健将屈银华，一连滑落好几次。在接近“第二台阶”顶部最后约三米的地方时，岩壁变得垂直而光滑。运动健将刘连满走到前面开路，一连攀登了四次，跌落四次，弄得全身酸软。刘连满决定采用搭“人梯”的办法，他先把屈银华托了上去。然后又托贡布。最后屈、贡在上面再把王富洲和刘连满拉上去。

　　刘连满在接下来的行军中，接连跌倒两次。王富洲说，此时已是晚上7点多，他决定让刘连满留下来，自己和屈银华、贡布继续攀爬。刘连满哭了。

　　新华社当年的报道称，到达8830米左右的地方时，王富洲等三人的氧气已经全部用完了，他们抛掉背上的空氧气筒，继续前行，终于在北京时间四时二十分登顶。藏族队员贡布从背包里拿出了登山队委托他们带上顶峰的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座小型白色毛主席半身石膏像，放到顶峰西北边一块大岩石上，然后用细石保护起来。因为天色黑暗，尽管三人携带了一部电影摄影机，但是却没能拍下顶峰的情景，只是在他们下山天亮以后，才在海拔八千七百米的地方往回拍摄了一些镜头。

　　不过，王富洲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峰顶没有拍照，是因为“没想到拍照的事，都想坏天气快来了，赶快下来和刘连满会合”。

　　与政治渐行渐远

　　刘连满挣扎着用铅笔在日记本上面写着：“我没有完成党和祖国交给我的艰巨任务，我对不起党和祖国人民。任务交给你们三个人去完成吧!我知道我不行了，我看氧气瓶里还有点氧，给你们三个人回去时用，也许管用……。你们的同志刘连满。”谈到从峰顶下来见到刘连满时的情形，王富洲眼中噙满泪水，“我们抱着痛哭流涕，感动啊。”

　　17斤重的报话机早已在登山过程中掉落在山涧中，“估计大本营快急疯了”，所以刘连满和贡布先下，而体力不支的王富洲和屈银华则跟在后面。两人胸前挂着铁钩连接一个20多米长的绳子，在下行到8100多米时，王富洲突然听到屈银华在前面“哎呀”了一声，他赶快用冰镐扎脚下的冰雪，但扎不住。人一下子就滚了下去，一闪念间他想“这回活不成了”。

　　如今回想仍觉万幸。两人只滚落了约100米就停了下来，晕过去的王富洲慢慢被屈银华唤醒。他们继续下行，找个地方头对头倒在睡袋上。“我太渴了，抓了几次雪吃，第二天一早，手就变黑了。中度冻伤。”

　　王富洲说，在珠峰7007米营地处，他们与前来的部分登山队员会合。据《人民日报》5月28日报道，一直到27日北京时间零时三十分，登山队大本营的无线电收发报机里，才收到从珠峰北坡海拔6400米营地传来喜讯。

　　举国为之沸腾。

　　在拉萨受到数万人欢迎的王富洲没有亲历北京十万人的庆贺大会，但在广播中听到了贺龙主持的实况。“我不遗憾。干了这么点事，给我这么多荣誉，我想不到。有点害怕。接受不了。”他在医院里住了4个月，做了手指节的截肢手术。和2个月前比起来，体重已经掉了30余斤。

　　王富洲说，他们从珠峰顶带下九块石头，供地质研究。因为没有在峰顶拍摄环视360度的照片等证据，部分西方国家自一开始就不予承认。郭超人在当年的报道中称，“某些西方报纸尽管散布了种种怀疑气氛，但也不得不承认说：‘中国人的成就是杰出的’‘荣誉被中国得去了’‘他们登上了过去被认为是登不上去的北坡’……”

　　而珠峰顶，也因王富洲等人的宣布登陆，从此成为中尼的分界线。

　　王富洲本人，则从此与登山结了一生缘，并见证了它与政治渐行渐远的历程。

　　“1988年的时候，中日尼三国联合登山，在海拔7000多米的地方，一个登山队员因头痛而下山，这在6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1995年，他从中国登山协会退休后，运动开始渐渐少了起来，每周登山协会都会派车把他们这些老退休队员拉到北京西郊登香山。“我只能爬到一半，就累了。”他的体力渐渐不支，到现在只能在自家附近做做体操;但谈起当年的登山经历，眼中仍然跳跃着光芒。

　　山还在那里，王富洲的心也在那里。(中国鞋网-最权威最专业的鞋业资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