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和江浙地区外来工工资的比较研究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及劳动力的流向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即流入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人口及劳动力增长缓慢下来，而流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人口及劳动力持续加速增长。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上半年以来，流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劳动力大约比前一年下降了近20％左右，近30％的企业因“招工难”而开工不足。同期，流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劳动力却增长了近两成。除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所引起的就业机会较大增长之外，两地之间的工资水平差异是形成劳动力流向改变的重要原因。2002年，浙江省外来工集中的乡镇企业年收入水平大多数在10000元以上，而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乡镇企业外来工年平均工资大约为7000多元，两者相差近3000元。而2005年7月份公布的劳动保障部课题组关于农民工情况的研究报告则显示，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月平均工资绝大多数在600元左右；长江三角洲地区略高一些，大约在650~750元之间；东莞市农民工每月500元的收入相当普遍。即便经过2004年“民工荒”，部分珠三角的企业调整了外来工工资之后，据2005年6~8月期间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长三角的月平均工资高出珠三角265.66元，并且珠三角的企业工作时间较长（9.86小时），长三角较短（9.01小时）。

　　问题在于，这种工资水平差异并不是由两地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以及产业结构与层次上的差异引起的。本文主要以广东省与江苏、浙江两省作为考察对象，并把江苏、江浙作为代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同一类型，以此与广东省进行比较。比如，两地的经济水平是处于同一发展阶段。2004年，广东、江苏与浙江的人均GDP分别为19707元、20705元和23942元。2000年以来，3省人均GDP一直位居全国各省前3名（京、津、沪直辖市除外）。同时，两地之间的产业结构与层次也具有明显的同构性，比如，在三大产业产值结构中的第二、第三产业各自所占GDP的份额、工业产值结构中的轻重工业比例、资本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比例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份额都没有显著的差别。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外来工在两地的就业岗位也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即他们从事的就业岗位主要分布在以简单的流水线作业为主的轻纺、电子等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工业部门、建筑业、餐饮以及社会服务业等（周大鸣，2000；姚先国、赖普清，2004）。此外，两地也都不存在限制外来工在本地就业以及本地劳动力与外来劳动力之间同工不同酬等方面的制度性歧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两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与层次以及制度环境大致相同的条件下，为什么外来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

　　本文引入关系网络约束该因素，从不同的关系约束对企业、地方政府经济行为产生不同影响的角度讨论广东与江浙地区工资水平差异问题。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劳资合约谈判中，由于现阶段的外来工缺乏有组织的谈判能力，所以，其工资水平主要取决于具有强势地位的企业支付行为以及地方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受不同的关系网络影响，两地的地方政府与企业对员工利益分配的经济行为也会存在着差异。其中，本地员工所占劳动力总量比重较大的地区，关系网络约束力就强一些，当地员工工资水平也相对高一些，相反，外来劳动力所占的就业总量比重较大的地区，关系网络约束力就弱一些，当地的工资水平也相对低一些。受同工同酬的制度影响，进入工资较高地区的外来工工资收入也就比进入工资水平较低地区的外来工所获得的工资要高一些。因此，工资水平差异是不同社会关系网络对两地的企业与地方政府经济行为产生不同影响的函数。基于这种分析，本文提出了企业与地方政府行为的效用最大化的关系约束模型。

　　本文分为5部分，作为引言的第一部分，提出了本文要解释的问题，研究方法以及基本观点。第二部分简要地回顾与评述了关于经济学与社会学在社会关系网络与经济行为方面的主要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领域与视角。第三部分试图构建一个社会关系网络对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效用最大化约束的理论模型。第四部分是通过比较分析广东与江浙地区之间在外来人口、劳动力以及企业的来源结构上的差异与地方政府与企业在对待员工资上的行为差异之间的相关联系，进而验证这个理论假说。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五、结论

　　本文把关系网络纳入效用函数中，从而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嵌入”理论结合起来。通过基于关系约束的效用最大化假说，解释了在我国正式制度规则不断完善过程中，一些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大致相同的地区为什么外来工工资水平存在差异的问题，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缺乏完善的正式制度规则的条件下，一个地区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强弱程度对外来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差异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外来工缺乏有组织的谈判能力条件下，这种影响主要通过具有强势谈判地位的地方政府与企业所受到的关系约束差异反映出来。本文模型本质上指出了：收入分配不仅与市场和双方的谈判能力有关系，也取决与社会人际收益对一个人行为的影响。广东是外向型经济的典型和全国外来务工人员最多的省份，而浙江则是“草根”民营经济的典范，扎根于社区的企业家和政府要比外来的企业家和管理外来劳动力的政府更多地考虑劳动者效用或对于劳动者有更多的同情心。

　　工资水平的差异会引起外来劳动力的流动，目前相当一部分外来劳动力由流向广东省转向流入江浙地区就是对这种工资差异做出的反应。无疑，这种流动会加速两地的正式制度的建立与实施。比如，一部分外来劳动力以“用脚投票”方式离开弱关系网络约束地区，这会促使其加速强化正式制度规则，并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与强关系网络地区大致相同的水平，以改善政府的形象。同时，强关系网络地区吸收了相当一部分外来劳动力，从而会降低关系约束的影响力。为避免类似弱关系网络地区发生的大量劳资争议与纠纷，这也会促使这类地区加速建立正式制度。同时社会的流动的加速也使得原来强关系约束地区关系约束不断弱化，需要建立完善的正式制度。而正式制度的建立与实施会使关系约束的重要性下降。

　　然而，关系网络作为正式制度规则的一种重要补充总是客观存在的，不可能完全被替代和取消。

　　这对于处于不同关系网络中的经济行为仍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不分析这种经济行为背后的社会关系，就无法找出同样的市场与制度环境下各地区经济主体之间的行为差异。把这种关系网络纳入经济学的分析范围，特别是把经济行为的最大化原则放在不同的关系网络中进行观察与分析，将会使经济学解释更加贴近实际。本文仅仅是从关系网络对形成不同地区工资差异的影响方面做了一种有益的尝试。（王珺、郑筱婷）